在这个痴迷效率的社会里，新技术的应用只有一个明确目标：提高生产力，消除对人力劳动的需求。但与其担忧“工作的终结”，我们不如在新的社会经济框架下，扩大人与人互动的机会。
如今，人们很难想象等孩子长大后，还有哪些工作会留给他们。越来越多焦虑的父母试图预判下一个重大的数字技术趋势，好让孩子比其他即将因工作自动化而失业的人抢占先机。会计师和放射技师已经在劫难逃，但完善无人驾驶汽车或为 Facebook 增添新功能的开发者总该安全吧？
我们不妨换个思路，把高效得惊人的数字技术视为创造新型工作岗位的契机，让人们的社会性得到满足。这样做不仅能解决“工作的终结”问题，也能应对现代社会最大的弊病之一：孤独。
与拥有有意义的人际联结的人相比，社会孤立者更悲伤、健康状况也更差，而且人数还在增加。根据 2016 年的一篇评论文章刊于《纽约时报》：“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自称孤独的美国成年人比例已从 20% 翻了一番，升至 40%。”
社会—数字经济可以同时应对自动化和孤独带来的问题。机器和算法已经主导数字经济，人类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在效率和计算能力方面，我们根本无法与它们竞争。我们应当期待——并欢迎——这样一个未来：机器驾驶客机、为我们做心脏手术。既然可以不必如此，何必容忍笨拙、容易分心的人类飞行员或外科医生？
诚然，数字经济仍需要一些人类劳动者负责管理各项事务，但人数远不及过去。同时，过去本来会成为飞行员、外科医生或会计师的人，如今可以转而从事机器天生不擅长的工作。
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雪莉·特克尔所指出的，在某些活动中，机器的介入会破坏体验。以社交媒体为例。Facebook 和 Twitter 无法减轻孤独，因为它们旨在呈现有偏差的社交体验样本。它们就像数字糖果，能让社交互动立刻带来满足感，却总会留下空虚感。它们提供的不过是社交体验的模拟，最终只会让我们更加孤独。
过去，“社会工作者”这一称谓只适用于一小群专业人士，他们照料那些无法照顾自己的人。但在社会—数字经济中，这个词的含义将大为扩展。毕竟，为你制作拿铁的咖啡师只需问一句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也是在提供社会服务。即使这句简单的问候只是为了遵守工作规定，若由机器说出，也毫无意义。
我们对社交互动的需求是进化的产物。社会神经科学家约翰·卡乔波解释说，人类“天生必须群居”。他写道，负责为“智人这一物种打造‘合适围栏’”的动物园管理员，“不会让人类家庭的一员独自待着”，正如她不会把一只“帝企鹅（皇帝企鹅）安置在炎热的沙漠沙地里”。换句话说，若要折磨一种天生需要群居的动物，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把它孤立起来。
在整个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我们的社会性都被文化上对效率的沉迷所压抑。但数字革命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发现失去的东西。如今，数字技术在职场中的唯一用途就是提高生产力。但如果采取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方式，我们就会转而着眼于让人类劳动者更自由地表达自己。
在社会经济中，我们仍会重视效率，但也会体谅人的不完美。正如我们不会要求伴侣做到绝对高效，也不应要求人类教师、护士或咖啡师做到这一点。
除了效率，我们还应思考如何让各种职业更能促进社会联结，包括那些看起来并不特别具备社交属性的职业。以宇航员为例。如果只讲效率，我们差不多应该立即淘汰人类太空探索者。机器在修正航向和收集数据方面已经更胜一筹，而且不需要人类在太空中维持温饱与理智所需的额外设施。
但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看待太空探索：在这种视角下，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全部意义。讲故事一直是人类深感愉悦的社交体验。机器人探测车或许能从火星奥林帕斯山顶传回数据，却永远无法讲述攀登这座山是什么感受，也无法讲出一个令人动容、满足情感需求的故事。如果不是为了为人类的故事添上新篇章，我们探索太空又是为了什么？从社会角度看，用机器取代人类宇航员，有点像用 CGI 动画取代梅丽尔·斯特里普。
对于忧心忡忡的父母来说，预测未来工作的最佳方式不是研究最新技术，而是回望我们自己的过去。在智人成为农民之前，我们属于采集者社群，它们满足了许多如今仍未得到满足的社交需求。社会经济中的未来工作，将再次围绕满足这些需求展开。
不过，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的思维方式。就目前而言，直接与他人打交道的劳动者往往最先被自动化服务取代。但这是一个选择，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数字革命并不要求我们停止重视人类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我们不应把自动化带来的红利塞进少数亿万富翁的口袋，而应开始利用它，在天生需要群居的人们之间重建有意义的联结。若能做到这一点，将是一个值得讲述的人类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