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来，制造业就业经历了重大变化。在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已持续下降四十多年（图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制造业岗位数量都出现了明显减少。在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随着劳动力从农业转向服务业，制造业就业占比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趋于稳定，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被绕过。主要例外是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些国家制造业岗位占总就业的比重高于20世纪70年代。
图1制造业就业占比
注：实线和阴影区域分别表示各经济体的简单平均值和四分位距。
这些趋势令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感到担忧。在发达经济体，人们担心，从制造业岗位上被替代的中等技能劳动者可能不得不接受服务业中薪酬较低、技能要求也较低的工作，从而导致收入分布“中空化”和不平等加剧。在发展中经济体，人们担心，跳过传统的工业化阶段可能损害生产率增长和收入向发达经济体趋同的进程（Rodrik，2016）。
在近期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中，我们重新审视了制造业就业占比变化对全经济生产率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与制造业一样，有可能推动全经济生产率增长；制造业岗位减少对发达经济体劳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影响很小。
但政策发挥着关键作用。降低服务业准入和贸易壁垒、提升劳动力技能，有助于确保富有生产活力的服务部门扩张不受国内需求不足和技能短缺的制约。帮助被替代劳动者重新培训并加强社会保障网，对于减轻制造业岗位消失带来的负面后果也至关重要。
制造业与人均收入增长
历史上，当生产要素开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时，全经济生产率增长似乎会放缓（Baumol，1967）。有证据表明，制造业能够促进各国收入趋同，因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往往会向全球技术前沿趋同（Rodrik，2013）——也就是说，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国家，生产率增长会更快。事实上，制造业就业和出口的大幅扩张曾帮助韩国等国家实现了收入向高收入国家显著趋同（Jones和Olken，2005；Johnson等，2007）。
但非制造业活动种类繁多，因此关键问题在于，某些服务业是否也表现出生产率趋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的研究中，我们证实，在一系列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中，服务业各行业的生产率增长既有全经济中最慢的，也有最快的（例如，Baumol等，1985；Jorgenson和Timmer，2011对此均有记载）。此外，我们发现，某些市场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制造业整体相当，甚至更高。¹按照Diao等（2017）的方法，我们进一步表明，21世纪初以来的结构性变化促进了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²也就是说，劳动力从农业转向服务业往往提高了全经济生产率（图2）。
我们还评估了跨国无条件生产率趋同——即不论政策、制度和其他国家特征如何都会发生的趋同——是否为制造业所独有。我们使用19个发达经济体和20个发展中经济体1965年至2015年的数据，采用Bernard和Jones（1996）的方法，检验九个市场部门中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否会在其生产率初始水平与技术前沿之间的差距较大时更快。
图2结构性变化与总劳动生产率增长，2000–2010年
结果证实，Rodrik（2013）关于制造业存在无条件生产率趋同的发现同样适用于我们的样本。但结果也显示，若干市场服务业存在无条件趋同的证据（图3中蓝色实心柱为负值即表明这一点）。辅助证据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或21世纪初以来，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有所提升，其间服务业的趋同程度也有所增加。
有趣的是，农业没有生产率趋同的证据。考虑到农业在低收入国家的规模，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通常难以找到全经济人均收入无条件趋同的证据（例如，Rodrik，2013）。
图3部门生产率无条件贝塔趋同估计
注：柱形表示部门贝塔趋同回归的估计系数——即以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为因变量、以该部门生产率相对于美国初始水平为自变量进行回归所得的系数。实心柱表示该系数在9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制造业与收入不平等
制造业一直是中低技能劳动者获得优质工作的主要来源（美国的相关证据见Helper等，2012）。因此，随着发达经济体的工厂关闭、制造业岗位流失，人们开始担忧劳动收入分配问题。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的研究中，我们使用20个发达经济体家庭调查中的家庭和劳动者层面数据，比较服务业与工业（其中三分之二由制造业构成）的劳动收入水平和分布，并评估制造业岗位占比下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劳动收入总体不平等的变化。
我们构建的各部门劳动收入指标表明，工业部门的薪酬略高于服务业，分布也更均衡。³但两个部门的不平等程度高度相关——如果一国服务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其工业部门的不平等程度往往也较高（图4上图）。
图4劳动收入不平等
此外，一系列分解分析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总体不平等的变化主要由各部门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所致，而非就业份额在部门间转移所致。全经济劳动收入不平等增幅相对较大的国家，其部门内部不平等往往也显著加剧（图4下图）。我们的估算表明，平均而言，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不平等总体增幅中，只有约十分之一可归因于制造业岗位占比下降。
结论与政策启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就业相对减少未必会损害发展中经济体收入趋同的前景。但收入增长和趋同也不会自行实现。国内需求增长速度或劳动力技能供给可能制约富有生产活力的服务部门扩张。为确保国内需求不限制服务业驱动的增长，降低国内准入壁垒和国际服务贸易壁垒、提高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将有助益。政策还应确保劳动力技能与生产率较高部门所需技能相匹配。另一项重要启示是，要实现更公平的增长，最好努力提高所有部门的生产率，而不是支持资源流向制造业。
即便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岗位流失对其总体不平等的影响可能相对有限，但对某些劳动者群体及其社区而言，负面后果似乎既重大又持久。扩大相关计划的覆盖面，帮助被替代劳动者重新培训并降低其转岗成本，同时加强社会保障网和有针对性的再分配政策，有助于缓解结构转型带来的冲击，并确保更广泛地分享生产率增长的收益。
作者注：本文专栏内容摘编自《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3章，作者为Wenjie Chen、Bertrand Gruss、Nan Li、Weicheng Lian、Natalija Novta和Yu S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