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一两个十年，神经技术会是什么样子？
它会是新一代便携式脑扫描仪吗？这类设备能大幅降低研究成本，例如由英国诺丁汉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正在研发的那一款？
又或者，它会是先进的神经接口，例如美国军方正在研发的那些接口，能够改变我们的大脑与周围世界互动的方式？
又或者，它会是价格低廉、数据丰富的方法，通过分析智能手机使用情况中的模式，在早期发现心理健康问题和脑部疾病——例如MindStrong Health、NeuraMetrix等机构已经在做的事情？
揭开大脑的奥秘，已成为全球科学家、政府和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有七个大型脑科学项目，正试图实现神经科学的终极目标：大脑活动究竟如何转化为人类的行为、思想、情感和幸福感？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知道答案，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可以有多少改善。想象一下，我们可以如何帮助所有人的大脑和心智做好准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蓬勃发展。
值得庆幸的是，国际脑科学倡议正在协助协调现有的各国脑科学项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全球神经伦理峰会正在积极探讨脑科学研究的伦理影响；世界经济论坛则正在召集跨领域的神经技术全球未来理事会，以推动制定伦理框架，指导技术开发和广泛应用。
为什么需要每个人的意见
如今显而易见的是，脑科学研究有可能彻底改变人类对自身的定义，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例如，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长期以来的假设和价值观，如自由意志以及理性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你每周都会看到多篇新闻报道，讨论神经科学对投资、医学、法律、产业和自我提升的影响，而这些报道可能彼此矛盾。
但我们需要听听你的想法，因为这些全球新举措的影响深远。我们必须确保它们反映全球每座城市、城镇和村庄中76亿人的需求和优先事项。
令人瞩目的科学进展带来了令人瞩目的可能性，有望减轻范围广泛的医疗负担，从发育障碍、心理健康问题，到克服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衰退和痴呆症。早期干预、风险管理和疾病修正是医疗保健的未来：在潜伏疾病真正显现之前发现它并干预其发展，正是我们正在创造的未来。
与此同时，“临床前”治疗伴随着多重伦理问题，为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和挑战，而应对这些问题需要你的意见。预测某人将患有某种脑部疾病或病症，不仅会影响此人可能经历的遭遇，也会预示此人可能变成什么样。“我们是谁”比我们预想的脆弱得多，仅仅一次受伤就可能彻底改变——例如著名的菲尼亚斯·盖奇事件，或一次脑部干预，例如某些脑刺激方式可能导致的自我疏离。
文化价值观推动创新，既可能带来益处，也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人们也日益清楚，除了国际合作之外，“大规模神经科学”还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全球价值观和优先事项，以便讨论需要哪些政策，以及神经科学技术应服务于哪些目标。
既然文化价值观决定了哪些科学研究获得资助、开展并传播，如果我们只关注富裕国家患者的需求——他们是大多数临床研究的对象——又该如何推进？
在许多文化中，心智、大脑与身体被视为一个整体，中文和日文概念心或kokoro（心）便体现了这一观念，意为心智、心灵与精神。这看似是哲学上的奢谈，却会影响判定死亡时刻的法律定义，影响人们对生命不可侵犯性的理解，影响人们是否接受创造生命或干预生命创造过程（例如编辑胚胎基因或克隆），也会塑造与脑部疾病相关的污名。
脑科学和任何科学都不是价值中立的。在寻求研究结果时，假设往往沿着由国家建构的身份认同划定的界线形成，并可能无意中加剧或强化基于种族、族裔、性别的偏见，甚至设定何为“正常”或“自然”的框架。例如，能够改善患病大脑记忆力的神经技术创新，也可能催生承诺让我们变成超人的神经增强技术。
世界各地的创新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在关注如何应对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并寄望于开发疗法、神经增强技术和社会辅助机器人。但神经科学也带来独特的公平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改变人类的基础能力，会不会出现规模庞大且日益扩大的“大脑鸿沟”？
我们需要思考这些技术在伦理上是否可接受，人们是否会受到同伴压力和隐性胁迫而使用它们，以及人们能否公平地获得这些技术。
负责任的开发与审慎的应用如何相遇
那么，我们如何找到平衡？负责任的开发应在哪里、又该如何与审慎的应用相结合？
如果要妥善把握这一平衡，让政策制定者、伦理学家、科学家、技术专家以及像你这样的读者参与透明讨论至关重要。公众不能再被视为一个等待“专家”灌输知识的空容器……因为专家也有很多需要向你学习的地方，包括你对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看法、愿望和优先事项。
随着神经科学、神经伦理学和心理健康领域的专家继续塑造神经技术的未来，我们希望你能帮助讨论以下问题：
- 这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对个人及其照护者而言，获得临床前诊断或脑部疾病高风险评估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诊断会加重污名，还是能带来改善健康的机会？
- 将某种情况认定为疾病的关键界限是什么？我们最终会调整实际认定疾病的界限（以便进行干预或证明报销的合理性），还是正在进入一个以改善健康为目标的医疗保健时代？
- 在没有疾病的情况下，我们应如何评估风险与获益？面对一种尚不存在、只是预测未来某天可能发生但并非必然发生的疾病，我们该如何决定适当的风险水平？
- 就人寿或健康保险而言，临床前诊断是否算作“既往病症”？鉴于全球不断演变的数据隐私考量和标准，应如何保护这些信息？
- 我们如何防止“脑鸿沟”不断扩大，使一部分人能够获取新兴知识和工具，而另一部分人却无法获得？
- 如果许多人得不到充分服务、被误诊或遭受不当治疗，那么在脑健康和心理健康领域，不尝试高风险项目会带来哪些风险？
请不要把神经技术的未来全权交给脑科学专家——仅仅读到这里，就说明你也拥有一颗出色的人脑。请积极参与讨论，在社交媒体评论区留言，或以任何你认为合适的方式参与，帮助我们拓展机遇、降低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