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计算处理数据和信息的能力远胜于经典计算机。
积极主动的治理是充分发挥这项技术优势、减轻潜在风险并顺利迈入后量子时代的关键。
治理还应考虑行为层面的方法，并将其与技术和程序性方法结合起来。
量子计算机的强大能力难以估量。与经典计算机相比，量子计算机之于经典计算机，犹如飞机之于汽车。两者的运行原理截然不同，无论汽车开得多快，都无法飞越河流。量子计算机运用不同的物理原理，即量子力学，来通信和处理信息；经典计算机基于经典物理学，永远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经典计算机一次只能存储一位信息（0或1），而量子计算机中的量子比特可以处于叠加态，同时具有0和1的某些特性。不过，运算结果也会处于叠加态；通过操纵叠加态提取所需答案，正是量子算法研究的领域。本文关注的是如何治理这项技术，以确保安全的未来。
量子计算发展的重要时刻
我们正身处量子计算发展史上的一个“莱特兄弟时刻”。但当商用喷气式飞机般的量子计算机问世时，它将推动信息技术实现新的飞跃，正如经典计算在20世纪带来的飞跃。和互联网、电力乃至火等通用技术一样，巨大利益总是伴随重大风险。
量子计算机的益处包括：模拟量子物理过程，从而更快地设计药物和材料；加速人工智能（AI）发展；以及提供更高水平的安全保障和信息通信能力。但量子计算机也可能被用于破解公钥加密、加速并放大当前AI带来的风险，或在生物技术领域遭到滥用，用于设计生物武器或制造其他风险。
因此，很难想象这类技术若缺乏有力监管和治理政策，如何取得成功。试想一个没有电力监管、互联网协议和消防安全标准的世界。然而，尽管量子计算机的风险已广为人知，由于其发展前景尚不明朗，目前为减轻这些风险所采取的行动仍然有限。
量子计算的治理
完善治理是降低量子计算风险、最大限度发挥其益处的关键。然而，人们很容易迷失在潜在益处和风险的各种细节之中。量子计算是经典计算的延伸，势必会继承两者。
因此，在制定量子计算政策时，更有效的做法是先审视现行政策，确定哪些政策需要：
采纳，以应对类似风险。
扩展，以减轻加剧的风险。
修订，以应对新的或未预见的风险。
量子计算的一个前景广阔的领域是优化，这将加速AI发展，进而加剧数据偏见等相关风险。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区分量子计算会带来哪些新因素，又会放大哪些现有因素。
治理的三种方法
以网络安全为例，在不失一般性的前提下，治理方法可以分为三类：
技术层面：强化软件或硬件，例如采用更强的加密方式或双因素身份验证。
程序层面：落实政策和法规，例如要求设置更强的密码或遵守合规要求。
行为层面：利用心理和社会行为影响决策，例如更改默认设置、提高认知或施加社会压力。
这三种方法同等重要，但最后一种往往被忽视。程序性方法基于经典经济学理论，假定人是理性的、自私的，并追求利润最大化。相比之下，行为方法基于现代行为经济学，认识到人并非完全理性，也会受到情绪和认知偏差的影响。
通过行为策略减轻量子风险的方法有很多，这里重点介绍两个例子。
“别给我时间，给我一个期限”
容错量子计算机将能够破解保护现代通信的大多数公钥加密。即使威胁可能还很遥远，也必须立即开始准备，因为对手可以在今天存储加密数据，待技术足够成熟后再追溯解密。
这一威胁很好地说明了如何运用上述所有策略。例如，从技术层面解决问题，可以开发新的抗量子加密方案；这已是密码学领域一个活跃的研究方向。另一种技术方法是使用量子密钥分发（QKD）协议，通过量子通信信道交换密钥，以应对量子计算机。
在程序层面，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后量子密码学竞赛和欧盟的OpenQKD项目都是制定标准和协议、为量子安全的未来铺路的优秀范例。
然而，人们需要有动力踏上这条道路，而我们认为行为方法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仅仅提高认知远远不够，反吸烟宣传就是一个例子。
相反，营造紧迫感或许是更有效的行为方法，例如人为设定一个过渡到后量子密码学的期限。期限即使由自己设定，也已证明行之有效，能够提升表现。
例如，在NIST标准公布后，可以规定五年内，任何使用前量子密码学加密的数据都不再受到法律保护。这样一来，消费者就会向供应商施压，要求其提供量子安全解决方案，供应商也会因此加快转型。
人们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表现
社会学领域早已发现，与同侪相比，人们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表现，有时也会低估。1981年发表的一项著名瑞典研究发现，88%的美国驾驶员认为自己的驾驶技能高于平均水平。
这就是邓宁—克鲁格效应的一个例子：知识有限的人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能力。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知识有限”，但研究也表明，人们往往会承认自己的弱点，并在获得表现反馈后不断改进，尤其是在与他人比较时。
一项实验表明，得知自己将获知排名的人比另一组未得到反馈的人更加努力。我们可以设想，这类策略也能在宏观层面发挥作用。因此，可以考虑建立全球量子准备度指数，作为一种反馈工具，帮助各国评估自身表现并追踪发展轨迹。
此外，这类相对排名会形成必要的社会压力，激励各国政府提升量子准备度。不过，设计此类指数时应谨慎，避免打击排名靠后国家的积极性。例如，可以按地区划分榜单，并丰富评估指标，例如增设量子传感维度。这样，即使某国在总榜上名列前茅，政府也会受到推动，更加重视这一领域。
新问题需要新方案
量子计算是一个新问题，需要我们采用最新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的是，不要因旧威胁而忽视新威胁。在这方面，行为方法十分有效，成本也低。
话虽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在考虑量子计算治理时，应以行为方法取代技术或程序性方法；而是应将行为方法纳入可行解决方案之中，并在制定新的量子计算相关政策时加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