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人们需要什么才能在生活中感到幸福和满足的认识不断增长，然而人们实际感到生活幸福和满足的程度已经基本停滞不前。每年可能出现一些小幅变化，使某个国家得以声称自己是“比另一个国家更幸福”，但这些变化所依据的幸福定义十分狭隘，而且很少是政府政策的结果，不值得任何真正的庆祝。
数十年来对幸福与福祉的研究表明，福祉的关键决定因素是我们人际关系的质量、身心健康、满足基本需求的能力、社交与情绪技能、拥有生活目标以及稳定性。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更多的金钱很少能带来那么多额外的幸福。
然而，经济增长几乎总是优先于政策考量。而且，这种对经济的关注往往没有考虑到经济不公以及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而这些危机将损害后代的福祉。
有人可能认为，幸福与福祉纯粹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是的，一个人或许能够“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或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其无法改变的生活处境，从而体验到更多的幸福和更高的福祉。但是我们的社会很少为做出这些选择提供便利。它们也很少向我们传授各种生活技能，帮助我们以不同方式看待自身的生活处境。
相反，我们的选择受到经济需求的限制。我们不断被鼓励购买无法满足我们最深层人类需求的东西，我们可能面临严峻的选择：工作时间很长、有时不规则，或者根本没有工作，而且我们被迫为了生产力而非自身兴趣去学习各种知识。
前往不丹
通往幸福的道路从来都不轻松。即使是那些经济压力较小的人，也同样面临挣扎。然而，我们能否建立更有支持力的社会，帮助我们所有人过上福祉更高的生活？我花了十多年时间从事幸福与福祉研究，我相信可以。
我的大部分研究都聚焦于经济与福祉之间的关系。我以证据为支撑论证道：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追求越来越高的收入，希望借此获得更多幸福，我们可能最终会牺牲那些真正能为我们带来更多幸福的事物。
在我上一份工作中，我自己也在努力改善个人福祉。我意识到，即使对我这样一位幸福与福祉研究者而言，要做出那些我明知会让我的生活更加充实的选择也并不容易。我的工作环境并未积极支持我这样做。
相反，我一直承受着绩效压力。尽管我在狭义、可量化的方面取得了成功，使雇主“满意”——定期发表论文并获得研究经费——但我知道，如果想更幸福，我需要到别处寻找出路。这就是为什么我在2017年10月决定辞去工作，开始骑自行车前往不丹。
我想做一些对我而言比再写一篇学术论文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其他国家如何看待幸福与福祉。我想了解不丹，这个国家摒弃了国际经济议程，转而发展以全体公民的幸福与福祉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但我也希望以一种有益于他人和自身福祉的方式前往不丹，因此我大部分路程都骑行完成，以减少碳足迹。途中，我还访问了一些人们并未完全受经济需求支配的地方。例如哥斯达黎加，那里的人们以少为乐，能够幸福健康地生活，并以此为荣。加拿大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国民福祉指标之一。越南则可能实际上是世界上最不欠发达的国家，前提是我们以现代发展理念来衡量的话。
社会各个层面的选择
这些国家之所以如此，并非偶然，而是出于选择。1948年，哥斯达黎加时任总统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废除了军队，并将节省下来的资源更充分地投入到医疗和教育中。1972年，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宣布“国民总幸福比国民总产值更重要”。在一项由公民主导的倡议中，该倡议始于1999至2000年，加拿大人有机会确定对他们而言生活质量的构成要素。
这些都是进步的选择，由处于有影响力地位的人们做出。这与其他地方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所做出、并仍在继续做出的选择形成鲜明对比，这些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既得经济利益。这些选择最终将经济置于人们的幸福之上。
然而，希望仍然存在。我于2019年4月回到苏格兰，此前历时18个月、骑行超过10,000英里。福祉经济联盟，是一个致力于建立以可持续福祉为核心的经济体的国家集团，苏格兰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联盟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做出能够同时改善我们当下和未来福祉的改变，并且得益于行动主义，气候危机已牢牢进入议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许多人对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关注超过了对经济增长的关注。我们开始看清关于消费的误导性观念。如果我们想过上更幸福、更充实的生活，那么现在正是每个人、在社会的每个层面，做出不同选择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