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人们可以站在争论的对立两方，而且双方都可能是理性的。
人们会根据既有信念，以不同方式审视信息。这可能导致人们更加固守自己的观点。
相比简单地认为人们不理性，这是对政治分歧更为细致的一种解释。
美国政治高度两极分化。这通常被视为非理性的结果：人们容易部落化，受同侪影响，并且常常从截然不同、有时并不准确的来源获取信息。
部落主义和错误信息确实存在。但如果人们在形成截然不同的观点的过程中，往往同样是理性行事的呢？如果他们并非被误导或过于情绪化，而是在进行逻辑思考呢？
“人们可以以相当合理的方式呈现可预测的两极分化，”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家凯文·多斯特说道。他是一篇关于该主题的新论文的作者，该论文部分基于他自己的实证研究。
当人们在权衡政治和公共问题时面对大量模糊性，情况尤其可能如此。这些模糊性会造成政治上的不对称。人们以可预测的不同方式考量证据，从而得出不同结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进行逻辑思考。
“正在发生的是，人们在选择性地审视信息，”多斯特说。“这实际上就是他们朝相反方向发展的原因：因为他们在不同之处审视并有选择地寻找漏洞，所以最终得出的总体看法也不同。”
理性极化的概念可能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更加连贯的解释，说明观点为何存在差异。它帮助我们避免认为只有自己是理性的，或者相反，认为自己在形成观点时并未进行真正的思考。因此，它可以使我们对他人的评价更加细致。
论文“理性极化”发表于The Philosophical Review。多斯特是该论文的唯一作者，现任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与哲学系助理教授。
寻找漏洞
在多斯特看来，理性极化是对其他信念形成模型的一种有益替代。尤其是，在他看来，理性极化改进了一类“贝叶斯”思维模型，该模型认为人们会不断利用新信息来完善自己的观点。
用贝叶斯的术语来说，由于人们利用新信息更新观点，他们会根据情况理性地改变或不改变自己的想法。it, 但多斯特认为，现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在评估新证据时，往往存在模糊性，而多斯特主张，对这种模糊性保持不确定是理性的。但这会引发两极分化，因为人们既有的先入之见确实会影响他们发现模糊之处的位置。
设想一组人被给予两项关于死刑的研究：一项研究发现死刑对人们的行为没有威慑作用，另一项研究则发现有威慑作用。即便阅读的是相同的证据，这组人很可能会对其得出不同的解释。
“那些真正相信威慑作用的人会仔细审视那项表明没有威慑作用的研究，对其持怀疑态度，挑其论证的毛病，并声称发现了其推理中的漏洞，”多斯特说。“反过来，对于不相信威慑作用的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他们会在那项表明存在威慑作用的研究中找出漏洞。”
多斯特说，即便是这些看似有选择性的解读，也可以是理性的：“对出人意料的信息比对不出人意料的信息进行更多审视，是有道理的。”因此他补充道：“你可以看到，即便人们面对的是以相同方式混杂在一起的相同证据，那些有这种选择性审视倾向的人[也可能]渐行渐远。”
逐字检视
为了证明这种习惯确实存在，多斯特还通过Prolific在线调查平台，让250名参与者进行了一项关于模糊性的在线实验。该实验旨在观察，在存在模糊信息的情况下，人们的观点可能会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两极分化。
参与者被给予一串不完整的字母，就像人们可能在填字游戏或《Wheel of Fortune》节目中看到的那样。有些字母串是真实单词的一部分，有些则不是。根据参与者获得的附加信息种类不同，这些模糊、无法解开的字母串对人们如何看待所获得的附加信息产生了显著的两极分化效应。
多斯特表示，该实验中所呈现的这一过程，与人们在新闻或研究中接触到关于政治问题的不确定信息时所发生的情况类似。
“当你发现漏洞时，它会给你明确的证据，削弱该研究，”多斯特说。否则，人们往往会对所看到的材料感到不确定。“当你没有发现漏洞时，它[可能]给你的是模糊的证据，而你不知道该如何理解。结果，这可能导致可预测的两极分化。”
多斯特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当人们处理相似信息时，我们可以更加细致、一致地理解政治分歧是如何存在的。
“人们有一种认知，即在政治问题上，理性的头脑会关闭，人们只凭直觉行事，”多斯特说。“如果你认真对待这一点，你就应该说：‘我在政治问题上形成信念的方式与其他问题相同。’”
除非你认为只有自己是理性的，而其他人都不理性——不过多斯特认为这种世界观站不住脚。
“我正在努力做的，是提出一种不会受到那种不稳定性影响的解释，”多斯特说。“你不一定非要指责他人。如果你认为那里也存在某种[理性]因素，那这将是一个更加有趣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