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通常会迈入中等收入行列，但随后便陷入停滞，突然经历Gill和Kharas（2007）所称的“中等收入陷阱”，即普遍而持续的低增长。关于这一陷阱的讨论往往聚焦于东亚及太平洋（EAP）国家。评论人士常用这一术语来描述马来西亚、越南和中国等国面临的增长天花板风险。1
研究人员已对亚洲地区陷阱的风险及摆脱陷阱所需的改革进行了考察。Ohno和Le（2015）针对越南做了此类研究，Fragen等人（2013）针对马来西亚，Eichengreen等人（2012）以及Glaw和Wagner（2017）则针对中国开展了类似研究。然而，中东和北非（MENA）地区在这场讨论中大多被忽视，尽管该地区似乎深陷普遍的低增长之中（Yousef 2004）。
我们认为，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相比，中东和北非地区表现出更多中等收入陷阱的迹象（Arezki等人 2019）。为说明原因，我们采用了非参数增长动态分析方法，该方法有助于灵活捕捉增长的急剧变化。非参数回归结果显示，随着收入水平上升，中东和北非国家的人均GDP增速迅速下降。相比之下，东亚及太平洋国家的人均GDP增速不仅沿收入阶梯平均更高，而且在收入水平高得多时才开始下降（图1）。若比较两个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会得出类似结论。
图1 东亚及太平洋与中东和北非的增长情况
注：中东和北非包括阿尔及利亚、巴林、吉布提、埃及、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摩洛哥、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东亚及太平洋包括澳大利亚、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中国、斐济、香港特别行政区、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马来西亚、蒙古国、缅甸、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解释中东和北非增长缓慢的原因
中东和北非增长缓慢的原因有很多，但我们重点考察了通用目的技术（GPT）的采用速度缓慢问题，包括电力等较早的通用目的技术及其应用，以及宽带和互联网等较新的技术。就所有技术而言，在控制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中东和北非国家的采用速度远慢于东亚及太平洋国家。随着收入上升，两个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显著扩大（图2）。
这与熊彼特增长理论相一致：该理论认为，更快的增长与企业的更高创立和淘汰率相关，而这一过程由研发和创新驱动（Aghion和Howitt 1992）。在此环境下，在位企业的创新和生产率增长会受到竞争与新进入者的刺激，尤其是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Aghion等人 2014）。
但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进入壁垒素以高企著称，因此在位企业几乎感受不到创新压力。根据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该报告提供可跨190个经济体比较的指标），中东和北非国家在开办企业方面排名靠后（例如，2019年埃及排名第109位，沙特阿拉伯第141位，伊拉克第155位）。
图2 中东和北非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通用目的技术的采用情况
注释：(1) 每位互联网用户的带宽（比特每秒），(2) 独立个人电脑数量，(3) 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的百分比，(3) 每百万人的电力总产出。红线显示中东和北非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采用情况；蓝线显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采用情况。
这些结果表明，通用目的技术采用的障碍可能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传导渠道。中东和北非许多主要国家普遍缺乏可竞争性，由此导致的技术采用缓慢，可以解释为何更多经济体陷入低增长。政府在关键的“上游”行业的准入监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针对企业层面动态的研究仅能揭示下游情况。与此同时，前沿通用目的技术的匮乏可能迫使企业从事低生产率活动，并限制其贸易和经济增长。关于政府诱导的通用目的技术采用不足的原因与后果之间相互作用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揭示阻碍生产率提升和增长的上游因素。
不能再一如既往
Arezki等人（2018）提出，我们与合著者建议政策制定者打破中东和北非地区“一如既往”的做法，采取“登月”式方法推进信息技术和通信的应用。中东和北非国家应力求在互联网接入水平、带宽以及以电子方式完成的金融交易数量方面等同或超过经合组织国家。这将释放中东和北非地区年轻且受过教育的人口的潜力——该地区失业率居高不下——并推动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