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勤时间通常被认为主要影响个人层面的劳动力供给决策。以往的分析没有考虑伴侣双方通勤时间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指出，丈夫通勤时间延长后，妻子的就业会减少，而丈夫的工作时间会略有增加。这些结果表明，在评估表面上只影响一方的政策时，也需要考虑家庭内部的相互作用。
交通拥堵是现代城市面临的严重问题，也是多种负外部性的来源。这些外部性包括污染带来的健康和环境问题，以及可能对劳动力供给造成的不利影响：通勤时间或距离增加会提高工作的固定成本。
迄今为止，经济学文献主要关注长时间通勤对个人自身劳动力供给的影响（Cogan 1981；Gutiérrez-i Puigarnau 和 Van Ommeren 2010；Gutiérrez-i Puigarnau 和 Van Ommeren 2015），忽略了这种影响也可能取决于伴侣之间的相互作用。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家庭互动在解释个人经济行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Stancanelli 和 Van Soest 2012；Goux 等，2014）。此外，性别角色的存在（Bertrand 等，2015）意味着，劳动力供给调整的负担很可能由妻子承担。Black 等（2014）发现，当居住城市的平均通勤时间增加时，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会退出劳动力市场，而男性则不会。这种总体反应可能源于长时间通勤的直接影响，即个人自身出行时间增加；也可能源于间接影响，即伴侣通勤时间增加所引发的家庭内部互动。
在一篇近期论文中（Carta 和 De Philippis，2018），我们旨在评估这种间接影响的重要性。我们估算个人劳动力供给和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伴侣通勤时间变化的响应程度。具体而言，我们关注丈夫通勤时间变化对妻子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为已婚女性的劳动力供给弹性更高，因此这种情形可能引发更强烈的家庭内部反应。
理论预测：家庭生产的作用
我们首先从理论上表明，丈夫通勤时间对妻子就业和伴侣时间分配的影响，关键取决于家庭自产商品与市场可购商品之间的可替代性（例如育儿、园艺、烹饪等）。直观而言，如果家庭对消费自制商品还是市场商品并无差别（因为二者是完全替代品），家庭总会选择可得商品中“成本最低”的一种；这一决定不会受通勤时间影响。因此，家庭生产不会因出行时间变化而改变。如果丈夫通勤时间增加，他会减少工作时间，而妻子则更可能去工作并通勤。夫妻之间的劳动分工必然会减少。
然而，如果家庭在消费市场服务还是家庭自制商品之间有所偏好（换言之，二者并非完全替代品），则可能出现另一种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消费总是需要市场商品与家庭自产商品相结合，消费决策不仅取决于相对价格，也取决于伴侣双方可支配的总时间。因此，为抵消丈夫通勤时间延长导致的可用总时间减少，妻子可能会选择留在家中，节省自己的通勤时间并增加家务劳动，而丈夫则可能增加工作时间。因此，夫妻之间的劳动分工会增加。
当妻子的收入低于丈夫，且家庭对消费市场商品还是家庭自制商品并无差别时，这种反应更有可能发生。例如，当育儿是家庭主要消费项目之一时，市场照护（由托儿所或幼儿园提供）与父母照护完全可替代这一假设，相较于园艺或烹饪等其他活动，更不容易成立（Bernal 和 Keane，2011）。
家庭内部影响的实证证据
我们通过考察丈夫通勤距离中可能由雇主导致的变化，直接提供家庭内部互动重要性及其方向的证据；也就是说，这些变化并非源于丈夫工作或家庭居住地点的变动。我们以通勤距离作为通勤时间的替代指标。
我们发现伴侣双方之间存在显著的交叉弹性：丈夫通勤距离增加会加深夫妻之间的劳动分工，具体表现为妻子的就业概率下降，同时丈夫提供的工作时数略有增加。特别是，我们发现，如果丈夫的通勤距离翻倍，妻子的就业概率会下降约3%。妻子就业减少的情况主要出现在伴侣工资差距较大，以及家中有年幼子女（0至5岁）的夫妻中。
政策启示
我们的分析证实，家庭内部存在显著的弹性，因此，在全面评估针对通勤者的政策时，应将其对配偶的间接影响纳入考量。女性劳动力供给对这些间接影响尤其敏感，因为夫妻往往通过调整女性就业来吸收新计划可能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因此，旨在缩短通勤时间的政策对女性可能带来双重益处：已有证据表明，这类政策通过降低女性参与就业的固定成本，直接提高其劳动力供给；我们还发现，这类政策会通过丈夫通勤时间变化所引发的家庭内部影响，间接提高已婚女性的就业率。
作者注：本文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并不一定反映意大利银行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