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国的一家针织厂汇集了过去、现在与未来。在一层，工人们用手编织；在另一层，人和机器协同作业；而在第三层，只有机器人。
鉴于人们普遍认为机器人将取代纺织业及许多其他行业的人类劳动力，这栋建筑或许显得不合时宜。但实际上，它巧妙地应对了亚洲可能迎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其他地区一样，技术进步正迅速改变产业和经济，模糊物理、数字与生物世界之间的界限。
然而，亚洲大部分地区尚未做好迎接机器人的准备，原因不只是担心大规模失业。2014年，中国非汽车行业每万名员工仅配有11台机器人，汽车装配线上每万名员工也仅有213台。这比日本、美国或德国少了数百台。
中国正通过增加机器人投资来缩小差距，但较贫穷的国家在采用新技术方面面临重大障碍。此外，该地区较低的工资水平也让企业有动力保留人类员工。在孟加拉国的这家工厂，如果停电或设备故障导致机器停摆，工人可以顶上。同时，设有全自动化生产区，也能在工人罢工时维持生产。
传统观点认为，这种双轨并行的做法难以持续，低技能至中等技能工人最终将让位于机器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13年研究由牛津大学的卡尔·弗雷和迈克尔·奥斯本开展，研究指出，未来几十年，美国47%的就业岗位面临自动化风险。国际劳工组织（ILO）也警告称，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56%的就业岗位“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面临因技术而被取代的高风险”。
但这些悲观预测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工作由一系列任务组成，其中一些无法自动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年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按任务拆分职业，在21个经合组织国家中，平均只有9%的工作岗位真正面临风险。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亚洲。例如，在越南，若将该国庞大的非正规经济纳入考量，面临风险的工作岗位比例就会从国际劳工组织预测的70%降至仅15%。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街道清洁工比发达国家的同行更不易受到自动化威胁，因为他们的工作机械化程度较低，薪酬也较低。
尽管如此，机器人正在该地区站稳脚跟，尤其是在中国和韩国等经济体。2015年，亚洲的机器人销量增长了19%，连续第四年创下纪录。当亚洲较不发达国家最终加入技术浪潮时，裁员势必随之而来。
为减轻冲击，各国政府亟须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并彻底改革教育体系，首先应从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着手。尽管TVET在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日益普及，但其质量往往不高。政府应确保TVET课程侧重更相关的技能，同时保持灵活性，让学生能够在不牺牲收入的情况下学习。
一种做法是增加模块化短期课程的供给。这类课程耗时较短，针对具体任务而非完整职业进行培训，对首先需要挣钱的入门者来说也更容易安排。例如，在缅甸，政府启动了一项试点计划，面向该国每年辍学的“百万缺失学生”。该计划开设焊接及其他技能的短期课程，帮助学员维修农村机械。
鉴于亚洲拥有庞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以能力为基础的评估体系也可能特别有用。相关计划可让熟练工人凭工作经验获得认证，从而使例如没有认证的电工也能在机器人领域找到正规工作。
私营部门也可以帮助培养更多具备就业所需技能的毕业生。亚洲国家应借鉴印度国家技能发展公司，该公司与私营培训企业合作，使技能课程与行业需求相匹配。截至目前，印度这项计划已帮助培训了超过63,000人。
此外，政府应向投资培养人类比机器更擅长的技能（如沟通和谈判能力）的企业提供补贴或税收优惠。政府还需采取更灵活的劳动法规，因为企业不会雇用成本过高的熟练工人。归根结底，亚洲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支持劳动者而非工作岗位的政策。灵活的合同安排、终身学习以及再培训机会可以让各方受益。
再培训尤为重要，因为自动化将催生全新的产业和职业。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估计，自动化每年可使全球生产率增速提高0.8-1.4%，为企业带来显著的成本节约和绩效提升。扩大培训和认证的可及性，有助于各国把握这些进步带来的机遇，并通过赋予劳动者胜任新工作的技能，确保增长更加公平。
这样的结果将有利于劳动者和亚洲经济体。这意味着，孟加拉国这样的工厂可以完全由机器人运营，而原来的工人则能在其他地方获得有收入的工作，很可能从事目前尚不存在的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