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此前从未有这么多人对一项只有少数人理解的技术寄予如此多的期待。计算机科学家所掌握的知识深度与更广泛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差异，这并没有什么特别新奇之处。但就区块链而言——或者用更通用的说法，即分布式账本技术（DLT）——这种差异之大令人瞩目。更值得重视的是，许多围绕DLT提出的最宏大主张，都触及社会的一块关键基石：信任。
如需更详细地了解DLT的运作方式，高盛的这份数字化概览是很好的起点；不过，就本文而言，简要概述便已足够。
从本质上说，我们所谈的区块链或分布式账本，是指（i）数据库；这些数据库（ii）并非由中央机构维护，而是在网络中复制，使数据库的每次变更都经过严格的密码学验证，并记录在网络的每个节点上、由各节点批准。
正是分布式架构与密码学的结合，支撑着一些DLT倡导者关于信任的大胆主张。按照这种说法，如果能将信任固化进网络架构，就无需依赖各参与者的善意，更不必依赖某个能优先访问其他所有人数据的中央机构的善意。高盛的概览甚至将DLT称为“信任的新技术”。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个引人遐想、如同炼金术般的前景：让数字网络中彼此匿名、相距遥远的参与者之间建立坚定的信任。这个天降奇迹的发明时机也再合适不过：恰在公众生活中信任缺口日益扩大的忧虑骤然升温之际，我们竟然发现了一种以信任为核心的技术。
不过，在这里保持一点审慎是有必要的。这些技术还非常新，真正透彻了解它们的人寥寥无几。毫无疑问，随着时间推移，重要甚至可能带来变革的应用会逐渐出现——世界经济论坛正在积极参与这一领域，正如这份近期发布的白皮书所证明的那样——但如今围绕DLT涌现的各种广泛主张，声称它将带来彻底变革，其中隐约可见泡沫式行为的迹象。以下四个理由或许能促使我们稍微放慢脚步。
首先，我们应关注人们对DLT潜在应用的主张与这些应用的实际落地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撇开所有关于技术革命的说法不谈，目前还没有多少实质性变化可供我们据以评估这些技术。此外，零星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组织看待DLT的方式本末倒置：他们不是先提出自身问题，再评估DLT是否有助于解决，而是先把DLT摆上桌面，再寻找可以应用这项技术的问题。
其次，我们确定需要或希望用技术手段来弥补信任的衰退吗？毫无疑问，许多国家的公众对关键机构的信任确实令人担忧地下降了，但我们应谨慎看待这一趋势，避免将其灾难化。每天都有无数互动与交易依赖复杂的信任网络而得以进行，这让一些人认为，DLT或许是在解决一个“根本没人遇到的问题”。但即便这种乐观图景并不真实，而且我们确实正处于人际信任结构性衰退的过程中，也不能由此自动得出DLT就是答案的结论。或许，我们的第一反应应当是优先重建社会信任，而不是接受信任的消亡，转而迅速部署为低信任世界优化的技术。
第三，我们应认识到，即便在DLT无处不在的世界里，我们绕开信任需求的能力也有明确限度。至少，我们需要信任密码学，需要信任网络架构，也需要信任运行这项技术的硬件，等等。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公司声称其已将DLT纳入运营、并表示这种做法值得信任时，我们只能相信它们的话。对这些公司的决策者来说，这意味着当计算机科学家说他们的DLT实现值得信任时，他们也只能相信计算机科学家的说法。
第四，如果以技术分布式方式建立信任的做法取代植根于社会关系的信任建立方式，这种观念若扎根下来，可能产生哪些意外后果？过去几年的经历或许值得我们在此停下来想一想。思考信任去中心化时，一个有用的参照是互联网对新闻和信息流的激进式去中心化。毫无疑问，这产生了深远的民主化影响，但其遗产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日益意识到一些更令人担忧的后果，例如回音室现象加剧了社会碎片化与两极分化，其程度之严重，已经引发了人们对民主本身健康状况的担忧。去年我们在《全球风险报告》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互联网与分布式账本之间的类比远非完美，这些论述也绝不是在暗示DLT会威胁民主。但我们至少应考虑这样一种可能：试图将信任托付给技术，或许会带来我们目前无法预见的复杂问题和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