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爱沙尼亚就已打造出全球最先进的数字社会之一，提供电子投票、学校在线学习、数字化行政和医疗等服务。
冠状病毒危机来袭时，这一投资得到了回报，爱沙尼亚的数字公共服务基本保持不间断运行。
公私合作以及民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是爱沙尼亚成功的秘诀。公民之所以拥护这场数字革命，是因为它透明、公平，并惠及所有人。
3月初，爱沙尼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关闭边境，并实行全面封锁以遏制新冠疫情的蔓延。当其他国家忙于应对学校停课和重要服务中断时，爱沙尼亚却能够继续依托其经过数十年发展而成的繁荣且富有韧性的数字基础设施运转。数字化课堂、在线教学材料以及种类繁多的在线公共服务早已到位。更为关键的是，爱沙尼亚民众懂得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服务。
这个波罗的海小国打造了全球最先进的数字社会之一。在冠状病毒危机中，这一体系证明了其救命作用。部分公共服务得以照常进行，因为它们早已实现在线化；其他服务则迅速调整以适应新形势。
爱沙尼亚的成功远不止于技术创新。其转型的核心在于民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以及爱沙尼亚公民普遍相信每个人都将从技术进步中受益的信念。这种广泛的支持推动了一场数字革命，为各国提供了借鉴，也为重新思考公共服务、建设更具韧性的未来提供了启示。
电子政务施以援手
封锁期间，爱沙尼亚99%的政府服务仍可在线办理。注册企业和房产、申请社会福利等日常事务早已可以在线办理。某些福利，例如家庭福利，甚至会因子女出生及登记等事件而自动触发。
数字健康档案与电子处方服务腾出了爱沙尼亚医生、护士和行政人员的人力，使他们得以投入抗击疫情的工作中。强有力的公私合作促进了日常生活中非接触式服务的推广，包括在边境口岸。
此类无缝对接的在线服务之所以得以实现，是因为爱沙尼亚率先推广了数字身份的使用。官方决定通过数字印章予以确认，个人则可使用数字签名进行签署。根据爱沙尼亚法律，这些数字形式与实体印章或签名具有同等效力。
爱沙尼亚政府积极拥抱数字化生活。早在危机发生之前，内阁便能够召开数字会议，成员可使用其电子身份出席会议。在2019年议会选举中，选民以电子方式投下了43.8%的选票。封锁期间，政府组织了一场全球性在线黑客松，号召民众共同应对与新冠相关的问题。成果包括一项针对疫情相关问题的自动化服务，以及一个能够将志愿者与需要实际帮助的人士进行匹配的平台。
虚拟课堂
在爱沙尼亚，87%的学校在危机发生前已在使用电子化解决方案。爱沙尼亚教师接受过数字教育和网络安全方面的培训。该国早在2015年就设定了将所有教育材料数字化的目标。在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中，该国位居欧洲第一。该测试衡量全球青少年的学业成就，爱沙尼亚将这一成绩部分归功于其数字化战略。无线互联网接入在爱沙尼亚几乎随处可用，且几乎总是免费的。与其他七个北欧国家一道，爱沙尼亚提供了免费的数字教育工具，以支持其他教育体系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运转。
封锁伊始，学校向学生出借电脑和平板电脑，以便他们能够在家中进入虚拟课堂。许多IT公司和个人还向学生捐赠了二手设备。
这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国家在学校和大学关闭后，都在仓促尝试转向数字化教育。在英格兰，一项研究发现，在停课期间，十名学生中有四名与教师没有保持定期联系，这引发了人们对数百万儿童学业落后的担忧。在美国，许多公立学校的儿童同样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些教育差距可能产生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使爱沙尼亚的经验显得更加迫切。
爱沙尼亚的数字韧性也延伸至高等教育领域。当世界陷入封锁时，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大学仅用一天时间便切换为远程教学，因为所有数字技术和材料均已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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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任
世界各国都在争相效仿这一数字化战略。但爱沙尼亚的数字化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数十年投资与实验的成果，并且远不止于技术本身。关键要素是信任。爱沙尼亚民众信任政府，由其构建一个能够服务并保护所有人的数字系统。
爱沙尼亚国家数字顾问马滕·凯瓦茨（Marten Kaevats）回忆了20世纪90年代该国数字化转型的早期岁月，当时爱沙尼亚的独立地位刚刚恢复。彼时，数字化不仅关乎技术和经济进步，也关乎建设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
“1995年我们开始构建数字社会时，目标是打造一个更加透明、更加可信且更加高效的社会，”他表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公民每一步都逐渐认识到这些服务的价值，并看到它们既安全又高效。这是确保政府提供的各项在线服务得到广泛采用的关键因素。”
隐私受到多项法律法规的保护。爱沙尼亚公民拥有其个人数据的所有权，包括健康数据，并可在线查看谁曾查阅过这些数据。公职人员若无合理理由，不得查看或使用这些数据。公民还可以阻止他人访问其健康数据。
公共数据收集遵循“一次性”原则：官员对每项信息（例如变更住址）只需询问一次。其他公共机构随后可从中央登记处调取该信息，而无需再次联系当事人。这在涉及福利时尤为有用，因为民众无需反复填写相同的申请表。
数字化的垫脚石
数字化从来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让所有爱沙尼亚人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美好的工具。这需要出台法律以确保其有益应用，也需要持续的政治意愿。正如多丽丝·珀尔德（Doris Põld）所言，她是爱沙尼亚信息与通信技术集群的经理，她表示：“以数字化思维为导向、将数字化列为优先事项的领导力至关重要。”
在当前危机中，信任与远见已见成效。爱沙尼亚的成功常被描绘为一项开创性的数字化项目，但其实质在于共同的愿景、包容性、公平性以及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这些价值观是爱沙尼亚社会契约的核心，也构成了我们公私合作的基础。它们将远超本次危机而持续存在，并助力我们所有人建设未来更具韧性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