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世界、物理世界与生物世界的融合，让人工智能（AI）在多方面激发人们的想象。它对人类学习过程的模拟，包括自我修正与推理完善，提供了超越简单自动化的、更快速且更具针对性的可能性。在全球人口老龄化、预期寿命延长、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为（人）服务的更智能机器显得十分合理。
随着各经济体和军方寻求提升作战与工业效率，随着低延迟能力推动连接性改善，随着“物联网”日益普及，人工智能的吸引力只会持续增强。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数字化断层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第一，涉及不断演变的全球秩序；第二，涉及治理的包容性。
据估计，到2022年全球人工智能系统支出将达到792亿美元，是今年预测的388亿美元的两倍多。尽管人工智能硬件和软件投资大多由零售、银行和制造等行业的私营部门推动，但其发展正处于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与地缘技术环境之中。
美国和西欧目前在人工智能系统支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预计亚洲将呈现最强劲的增长态势。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将占该地区人工智能系统支出的近三分之二，而亚太其他地区将展现全球最快的人工智能采用速度。鉴于该地区基础较为薄弱且经济增长率相对稳定，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未来几年，亚太地区的大部分人工智能投资将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
5G连接
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潜力，部署必须以充足的带宽和低延迟连接为基础。在不久的将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乘着第五代（5G）连接的浪潮前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谁将在核心网络和边缘网络提供5G支持？如果国家实力取决于工业和经济竞争力，而技术是二者的关键，那么技术将如何与全球秩序交织？事实上，十到五十年后，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将是什么样子？除了现有的将自由、基于规则的秩序与威权主义简单对立的还原式叙事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如果联合国有关“国际安全背景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的网络议题讨论具有参考意义，那么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辩论可能同样——且令人遗憾地——陷入“西方（及其志同道合者）”与“其他国家”的二元陷阱。现实是，在这两个阵营内部和之间，对于跨境技术应用应如何治理，存在着各不相同的观点。与其进一步分割新兴的技术空间，不如识别并连接这些共同点，这样做更为明智。后一种做法有悖于相互依存的现实。
超越发达世界
已经有一些努力在勾勒关于人工智能负责任行为的共同认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期发布了一套由42个国家通过的非约束性人工智能原则。同样，欧盟委员会、二十国集团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也都发布了与人工智能的发展、部署和应用相关的文件。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正确方向上的步骤。然而，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实现有意义的国际合作与伙伴关系，就必须相应地让发达国家以外的地区更广泛、更积极地参与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讨论。人口趋势也印证了这一点。
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人口预计增长的一半以上将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本世纪末，联合国估计非洲人口将增至43亿，亚洲则将略低于47亿。印度预计将在2027年左右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人工智能的承诺之一是积极影响发达世界以外人群的生活，那么这些受益者应当拥有能动性，并在决定人工智能应如何以及将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方面拥有代表权。
与安全一样，人工智能系统和流程中的包容性应从设计之初就纳入，而非日后补救
如果未来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将集中于非洲和亚洲，那么人工智能的治理结构也理应体现这些地区特有的立场、期望和价值体系，这似乎是合理的。
设计即包容
与安全一样，人工智能系统和流程中的包容性应从设计之初就纳入，而非日后补救。鉴于部分国家的行业领导力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主导性指导，人工智能的开发与部署合作将需要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开展多利益相关方的努力。
首先，必须在技术拥有者与技术匮乏者之间展开对话。这些交流应在公共—私营—民众三个层面进行：政府与其民众之间；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之间和各政府内部。这些协商可能以正式、官方的形式进行，但应辅以坦率、知情的深入讨论予以支持和补充，即在“第一轨道半”层面，在此可以让观点得到交流、看法受到挑战、立场得以完善。尤其是智库，能够为开放的思想者提供宝贵的平台，让他们在闭门之后相聚交流。
其次，对于中间国家而言，无论是作为积极参与者还是主动发起者，参与这些对话都至关重要。它们之间以及与主要人工智能参与者进行此类交流，有助于在政治分歧加剧并蔓延至技术领域之际，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第三，这些对话应立即展开，而非等到治理模式已开始定型、各方对包容不同观点的动力已所剩无几之时。
人多力量大
一个国家对人工智能讨论的兴趣和参与度，自然取决于其优先事项和资源。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兴趣与资源几乎从未匹配。尽管如此，这不应阻止技术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参与塑造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结构，尤其是在长远来看它们将成为人工智能的最大消费者的情况下。由于较小的国家往往依赖人多力量大，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区域组织可以在弥补规模不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第四，当讨论建立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时，效果最为积极。政府政策通常通过国内协商得到加强，而当利益相关方了解相关问题并理解其影响和后果时，此类协商又最为有用。
技术相关的讨论往往看似令人望而生畏，而这正是能力建设发挥作用之处。正如科技行业目前协助开展数字素养和网络安全卫生宣传活动一样，产业先锋可以帮助人们揭开人工智能的神秘面纱，并激发关于其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国际网络规范讨论的现状表明，产业凭借其作为创新者、服务提供者和第一线危机应对者的角色，同样将在关键议题上与政府协同、并行或先于政府提供人工智能思想领导力。事实上，这一现象已经在谷歌、英特尔、微软和西班牙电信等主要个体参与者中出现。
人工智能合作能够且必须跨越地缘技术界线
第五，当伙伴关系开放且协作时，其意义最为重大。这一点包括两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是专家伙伴关系应跨越不同背景。“造福人类与社会的人工智能伙伴关系”——一个主要由美国机构组成的团体，包括智库、民间社会、学术界、国际组织，甚至还包括中国科技巨头百度——证明了人工智能合作能够且必须跨越地缘技术界线。
在全球两大主要强国政治与贸易关系日益恶化的背景下，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第二个方面是，能力建设关系不应仅从纯粹的交易视角来看待。当然，将能力建设仅视为慷慨大方的举动是天真的。然而，在人工智能领域，即便一方的技术发展程度高于另一方，真正的双向伙伴关系仍能使双方的能力都得到提升。例如，提供方自身的技术能力可以借助对接收方文化细微差别的更好理解而得到情境化的增强。这反过来将改进机器学习，同时以不同但互利的方式增强双方的能力。
国家实力
随着技术日益成为国家实力的决定因素，围绕人工智能等发展的政治与战略紧张局势将聚集并加剧。相应地，市场准入与主导地位，以及下一代技术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制定，将成为更加激烈的争夺焦点。这将对服务全球各地民众的跨国服务提供商产生重大影响。
从长远来看，这些发展可能重塑政治惯例、经济与贸易规制以及国际法的适用。换言之，它可能扰乱当前的全球秩序。正如在数字世界中一样，抛开炒作不谈，这未必是坏事。因此，背景、沟通与合作对于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为利大于弊的力量至关重要。包容、透明且具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治理结构，其前提再重要不过。
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理由，埃利纳·诺尔，国际战略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