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应该瞄准关键参与者

为什么应该瞄准关键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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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者莫妮卡·戴维(Monica Davey)2013年6月11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她记述了芝加哥枪击事件和犯罪案件大幅减少的情况。

  • 2013年芝加哥的凶杀案降至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未曾达到的水平——从2012年到2013年下降了34%。

她对犯罪大幅减少的解释是,近几个月来,每天多达400名警员加班执勤,被派往仅有的20个小区域;这些区域被认定为全市最危险的地方。

警方称,他们通过全面分析全市数以万计的涉嫌帮派成员、这些成员声称控制的地盘以及彼此间的敌对关系,来遏制帮派派系之间的报复性枪击事件。警方还重点关注了400多人,他们认定这些人的社会关系使其最有可能卷入谋杀案——成为受害者或犯罪者。

新研究:聚焦社会网络中的关键参与者

我近期与几位合著者开展的研究(见下文)旨在探究,针对嵌入网络中的关键参与者采取行动,如何对总体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犯罪领域尤其如此——芝加哥成功减少犯罪,正是因为瞄准了400名关键参与者,而不是把资源投入更广泛的目标群体。

这样做会引出两个重要问题:社会互动和社会网络在犯罪、教育、研发、金融以及小额信贷传播等不同活动中发挥什么作用?

  • 第一个问题是同伴效应在这些活动中的作用。

你的社交网络中的人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你实施更多或更少的犯罪、开展更多或更少的研发合作,或发放更多或更少的银行贷款?

  • 第二个问题是,在现实情境中,“关键参与者”政策具有多大的实证相关性?该政策旨在锁定这样一个行动者:将其从网络中移除后,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总体活动。

我们还希望比较关键参与者政策与其他政策的预测表现;后者依据更传统的网络中心性指标,或采用其他合理做法,例如瞄准最活跃的行动者。本文概述了这些政策在犯罪、研发、教育、金融和小额信贷领域的应用。

犯罪

在犯罪领域,可以参考 Lindquist 和 Zenou(2014)的研究。我们考察了瑞典年满16岁、且至少涉嫌一项犯罪的个人。我们可以查阅瑞典警方记录所有犯罪嫌疑人的官方登记册。在该登记册中,警方记录哪些人涉嫌与哪些人共同犯罪。在这一背景下,如果两人涉嫌共同犯罪(随后也被定罪),两人之间就存在一条(犯罪)联系。定罪数据和嫌疑人数据都包含犯罪类型、犯罪日期和所受制裁。我们考察在关键参与者不再属于活跃网络的情况下,将其移除所产生的相对影响。为此,我们为每个人创建一个指标变量,标明其在相关时期内是否死亡,以及是否被关押入狱。结果表明,在现实世界中,关键参与者政策的表现比随机移除参与者的政策高出9.58%。关键参与者政策的表现还比移除最活跃参与者的政策高出3.16%;与移除特征向量中心性最高者和中介中心性最高者的政策相比,则分别高出8.12%和2.09%。

研发网络

对于研发网络,我们参考 König 等人(2014)的研究,确定研发网络中的关键参与者——更确切地说,是关键企业。换言之,我们旨在确定哪些企业对某一行业至关重要:如果它们退出市场(即破产),对其余企业和消费者造成的总体活动或福利成本将达到可能的最高水平。我们使用 MERIT-CATI 数据集,确定了超过40年间的关键企业,并显示这些企业通常并非研发合作数量(度)最多、专利数量最多,或特征向量、中介、接近中心性最高的企业;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并非所在行业市场份额最高的企业。有趣的是,2008年由候任总统奥巴马出手救助的通用汽车也属于关键企业。我们表明,如果通用汽车在1990年退出市场,总福利将减少8.37%,而总产出将下降2.14%。

教育

在教育领域,我们参考 Hahn 等人(2014)近期开展的研究。该研究在孟加拉国农村小学四年级学生中进行了一项受控实验。研究人员开展网络调查,请每名学生提名自己最好的朋友;随后在每所学校随机组成四人小组,并让每组完成不同的数学和知识测试。我们想回答的关键问题是:如果某个学生碰巧进入一个平均中心性较高的小组,与进入平均中心性较低小组的学生相比,这会对其测试成绩产生正面影响吗?我们还通过考察小组中中心性最高的个人对结果的影响,检验领导力在小组成绩中的作用。在考察的六种中心性指标中,我们发现,关键参与者中心性和 Katz-Bonacich 中心性最能解释学生在小组和个人层面的表现。我们发现,在两项测试中,Katz-Bonacich 中心性的表现都最佳。这些结果表明,就个人和小组结果而言,小组的中心性构成十分重要;关键参与者中心性和 Katz-Bonacich 中心性则是影响这些结果的关键因素。

金融网络

我们还参考 Denbee 等人(2014)的研究考察金融网络。作者使用2006年1月至2010年9月的每日数据,识别出风险关键参与者,即对总体流动性风险贡献最大的银行。他们显示,在这些时期,关键参与者承担的风险差异很大。他们还发现,网络中的关键参与者未必是最大的借款方。事实上,在信贷繁荣期,大型贷款方和借款方成为关键参与者的可能性相同。这些发现具有政策意义,并为政府若决定介入时如何有效注入流动性、降低网络风险提供了指导。

最后,我们参考 Banerjee 等人(2013)的研究,考察关键参与者在印度小额信贷传播中的作用。他们提出的关键问题是:村庄中最先获得某种新产品信息的个人,其网络位置会如何影响该产品最终的传播?作者表明,信息注入点的通信中心性能够有力预测最终参与小额信贷的情况,因此可以为任何试图在类似村庄传播小额信贷消息的人提供指导。

本文与 Vox EU合作发布。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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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ves Zenou 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教授

图片:2013年9月4日,一对情侣手牵手走过纽约的一条街道。路透社/Lucas J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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