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生需要环游世界

为什么学生需要环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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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纳大学的校园以风景优美著称。我一直在那里为新成立的全球与国际研究学院教授一门暑期课程,如今校园几乎空无一人。大多数学生和北半球发达国家的同龄人一样,正利用接下来的几个月奔赴国内和世界各地。他们可能去工作、实习、参加交换项目或探望家人;但他们常常只是为了旅行本身的乐趣而出发。

今年夏天出国的学生,如果只是为了体验在别处看见和感受生活的兴奋,不必因此感到内疚。即使这意味着背上更多债务,或错过暑期课程学分。他们必将获得具有塑造意义的经历,这些经历对他们的教育和人生选择所产生的影响,胜过他们几乎能做的任何其他事情。

世界各地有责任感的大学深知世界变化之快,如今正努力寻找更好的方式,培养学生成为负责任的全球公民。它们正努力推动课程国际化,确保没有人毕业时对其他国家和文化缺乏扎实了解,也对全球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毫无认识。它们还努力确保本地学生与身边的国际学生共同度过学习和社交时光,并尽可能让更多学生有机会出国学习和旅行。

我认为,塑造年轻人的人生选择与价值观,最重要的或许是有机会不仅学习世界,还能亲身探索世界。一路上必然经历的种种——好的、坏的和丑陋的——很可能改变他们的一生。对我来说,确实如此。

我第一次离开祖国澳大利亚,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往日本。那时廉价航空旅行尚未出现,我随一个学生团乘货船,待在货舱里抵达日本。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广岛看到的一幕:那里是1945年原子弹爆炸的中心。一块花岗岩上——它属于一栋办公楼的正面——留着一个人的影子;周围岩石结晶时,这个影子被永久刻印其上,而那个人就在一瞬间被焚为灰烬。

那时我承诺,只要有机会,就尽我所能,努力彻底消除这些可怕、毫无差别且不人道的武器。从那以后,无论在政府内外,我的努力几乎全都收效甚微,但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尝试。

几年后,在前往牛津求学的途中,我穿越亚洲、非洲和中东约20个国家,并决定趁越南战事仍在持续时去那里看看。我很快发现,西贡那些便宜到适合学生背包客入住的酒店,并不适合真正想在床上睡觉的人。我至今记忆犹新:我醒来时,走廊里一片尖叫喧闹,一名高大的美国大兵正用扫帚柄把一个衣不蔽体的当地女孩一路打下楼梯。

那件事(以及那一周发生的其他几件类似事情)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虽然不是和平主义者,成年后却一直厌恶核战争,也厌恶一切战争。它让我意识到,战争总是伴随着规模惊人的人类苦难与悲惨遭遇。这种认识促使我在担任政府部长和全球非政府组织领导人的职业生涯中,投入大量时间预防和化解致命冲突。

几天后,在同一次旅途中,我在柬埔寨(当时仍然和平)有过一段更愉快的经历:与学生们消磨时光,喝啤酒、吃面条,乘坐低等级车厢的火车和破旧的巴士,和他们一起在全国各地奔走。

那一年,我在亚洲许多其他国家也做过类似的事。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常常遇到曾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或其他地方结识的人,或当时也在那里、可以与我交流共同经历的人。但我再也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位柬埔寨的同龄人。

我悲哀地确信,原因是他们无一幸免,几年后都死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红色高棉实施的种族灭绝。他们要么被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国家的敌人,在杀戮场遭到处决;要么像超过一百万人那样,在被强行迁往农村劳役营后,死于饥饿和疾病。

那些充满活力、引人入胜的年轻男女的身影,以及我对他们必定遭遇的了解,永远萦绕在我心头。二十年后,当我成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时,我抓住机会,协助推动联合国制定柬埔寨和平计划。此后,我与国际同事一道,争取全球接受这样一项原则:国际社会有责任保护那些面临种族灭绝及其他大规模暴行犯罪风险的人;这类罪行发生在主权国家边界之内。

当然,并非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将这些塑造人生的经历转化为对政策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但人们希望,我们年轻时旅行所学到的共同人性,必将转化为负责任的全球公民意识——尽最大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承诺。愿下一代学生旅行者能够比我和我这一代人做得更好,把理想化为现实。

本文与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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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加雷思·埃文斯现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

2007年5月1日,在中国中部湖北省武汉市的一个展览馆,一名男孩触摸一面长45米(148英尺)、被彩色光束照亮的墙。照片摄于2007年5月1日。路透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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