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在托尼·布莱尔首相任内负责战略与政策部门。我曾向一位朋友感叹,有些政策根本行不通。政府并不缺乏教育政策,但那些旨在让疏离的青少年重新投入学习的政策,几乎看不出任何成效。我的朋友向我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回顾自己的童年,我在什么时候学得最多,又是为什么?
我在学业上常常表现不错。但令我意外的是,浮现在脑海中的并非在教室里度过的漫长时光,而是诸如被困在暴风雪中的山上、天色渐暗,或是与社区团体一起清理一片废弃荒地之类的经历。正是在这些时刻,我获得了深刻的新见解。每一次,我的收获都源于我必须与他人一道、在有所担当的情况下解决一个真实世界的问题。
我很快注意到,这些特征的精神内核,与我们当时推行的政策大体相反,也与学校和大学中学习通常发生的方式相反。
当然,我的这一顿悟绝非独一无二,多年来许多人得出了非常相似的结论。但此后我一直关注如何将这些经验融入学校和学院的日常实践,也关注它们在我目前作为投资人和资助者的工作中如何发挥作用,并思考它们怎样才能为实现更好的教育、更大的社会流动性和更高的生产力这一三重挑战提供答案。
教育推动经济增长,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关于工业革命起源的最新分析表明,它之前经历了两个世纪的读写能力大幅提升,识字率从约10%提高到50%,这很可能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使机械化和工业化成为可能。近年来,许多国家跻身经济强国前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教育的大力投入,从19世纪的德国,到20世纪后期的韩国和新加坡,皆是如此。
但哪一类教育真正效果最好,则不那么清楚。投入更多并不明显更好,也有不少国家大举投资教育,却未能获得经济红利。因此,理解什么真正有效、为什么有效,以及由火箭科学家和农民、计算机科学家和清洁工共同构成的现代经济的复杂需求,究竟如何与教育机构内部发生的事情相衔接,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个好的起点是与雇主交流。在许多国家,非正式的交谈与正式的调查呈现出相似的规律。雇主当然重视良好的读写、数学和科学能力。对许多工作而言,无论是医学还是建筑行业,扎实的知识储备都至关重要。但雇主更看重动机、韧性、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等素质,并且常常感叹学校在培养这些品质方面做得太少。这些技能当然更多是通过经验习得,而非通过正式教学;是通过与他人协作而非独自完成来获得;也是通过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而非仅仅在纸面上解题来养成。学术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发现,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James Heckman的工作。他的研究表明,在解释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如何时,非认知技能与认知技能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这一切看似显而易见,然而,全球很少有课程体系对这些要点给予足够重视。
第二步是思考,十年或二十年后,而非当下,可能需要哪些技能。近期,牛津大学学者Mike Osborne和Carl Frey给出了最佳答案之一。他们分析了未来二十年哪些工作可能被自动化取代,研究表明,美国约48%的工作岗位可能消失,英国约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也可能如此。这不仅包括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也包括部分经济学家等职业的岗位(对于一项由经济学家完成的研究而言,这颇具讽刺意味),以及律师和程序员的工作。最有可能留存的工作,是那些具有高度创造力、社会智能以及机器人仍然难以企及的灵巧性的工作。由此可见,任何教育体系都应重视这些技能,同时也应重视那些因其他原因未来数年可能增长的领域的扎实知识,例如老年护理、基因组学或计算机科学。
任何称得上认真负责的学校或学校系统,都应有意识地调整自身工作,使年轻人为满足更广泛的社会与经济需求做好准备,而不仅仅是满足教育体系自身所表述的需求。我深度参与其中的一项探索,是创办“工作室学校”(studio schools)。这类学校通过团队实践项目组织大部分课程,并在企业的密切参与下开展教学。这一模式有意融合了世界各地数十种优秀做法,并借鉴了艺术家工作室的传统。英国现有近50所工作室学校,巴西等国也有新校正在开办。所有这些学校都将非认知技能置于课程核心,使儿童在学习历史或物理的同时,学会如何创造,如何培养情绪智力与韧性。青少年既通过动手实践学习,也通过正式教学学习,每名学生还配有一名个人导师,帮助其量身定制自己的学习方案。结果是,学生离开学校或大学时,已充分做好准备,能够成为劳动力市场中有用的成员,能够主动担当、解决问题并与他人合作。换言之,这些学校的目标是培养能动性。
工作室学校只是一种答案,类似的模式在许多国家都可以找到,从土耳其到美国再到印度。但它们是例外而非常态,并且往往在政策制定者的压力下举步维艰,而这些政策制定者只执着于OECD PISA分数所衡量的那些指标。
一个相关的趋势,也对教育上的传统观念构成了类似挑战,即让年轻人有机会成为数字创造者,学习编程、开发网站或应用程序、机器人或游戏,而不只是被动使用他人创造的技术。从爱沙尼亚到印度,都有不少此类项目的良好范例;英国的Digital Making项目今年也因BBC的参与而获得了极大推动。这类项目几乎总是需要招募大批志愿者来补充教师力量;几乎总是将在线工具和材料与面对面的小组活动相结合。同样,其首要目标是培养一种能动性,即准备好去塑造世界,而不仅仅是消费或旁观世界。
这类举措本应从现有教育体系内部自然涌现,但它们往往需要外部人士的洞见与热情。它们通常还需要新型资本。Nesta运营着若干投资基金,试图在支持具有重大影响潜力的激进创新时,兼顾财务回报与教育回报。近期的例子包括:开发数字评估与自适应学习新方法的项目,以及帮助年轻人对接学徒制的项目。我们是一场规模更大的全球社会投资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运动催生了新的银行,例如拥有10亿美元资金的Big Society Capital,也催生了数百只社会投资基金,以及社会影响力债券等新型资产类别。这些债券使政府只需为所取得的成果付费,而非为投入付费(例如,对帮助贫困青少年在18岁时完成学业的成功案例给予奖励)。
这仍是一个新兴领域,但它有潜力改变教育及其他领域的创新如何获得资金支持。它带来了一种投资思维的益处:这种思维更严格地审视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并且,值得庆幸的是,它往往能避免投资行业中也颇为常见的浪费与奢靡)。社会投资还能推动人们更认真地关注证据。
这最后一点至关重要。令人惊讶的是,教育领域对证据的运用仍然极为有限。正式的实验依然非常罕见;许多国家的许多从业者完全不利用已知的哪些做法有效、哪些无效的信息。相反,各种观点往往通过轶事传播,或凭借一场出色的TED演讲而流行,而不是因为它们在现实世界中行之有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育科技领域情况最糟:它兼具巨大前景与可疑主张,却几乎缺乏严肃、独立的评估。为填补这些空白,英国设立了一个“what works”中心,为教师提供易于理解的指导,帮助其了解课堂实践的证据。目前正在推进多项举措,以更好地证明各项技术是否真能实现其所宣称的效果。同时,许多新的数据工具也正在涌现,为学习提供反馈与指导(例如工作室学校对非认知技能的综合评估,或利用大数据向青少年展示其选课可能如何转化为就业机会的网站)。
证据、投资、培养自信与韧性的新方法、智能技术:建立真正有效的21世纪教育体系所需的诸多要素已经具备,随时可以投入使用,从而实现兼顾更高生产力、更好教育与更大社会流动性的“圣杯”。但要采取行动,需要勇气;还需要勇气去重新记起那些关于学习的古老洞见,而我们似乎一再将其遗忘。
本文与 WISE合作刊发。刊发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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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eoff Mulgan是Nesta(英国国家科学、技术与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Arts)的首席执行官。
图片:一位教师在教室黑板上写下“今天是新学年的开始”。REUTERS/Eric Gaill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