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政治格局及其所催生的选择,似乎正面临一种矛盾局面。
一方面,市场及其特有逻辑日益主导人类事务。即使经历了大衰退,且这种逻辑的失败已有据可查,我们仍不断听到这样的说法:需要引入市场理性来解决一系列公共问题——从公共教育的“危机”到高效递送邮件。
另一方面,国家——偶尔会制衡市场波动和过度行为——自身也变得更加以商业为导向。如今,国家试图使所有公共支出合理化、接受审计并进行评估,同时“推动”人们采取特定类型的、符合市场要求的行为。大学教育成本越来越多地转嫁出去,以减轻税收负担、提高效率并让学生更负责任、更了解风险,这些尝试便是例证。
结果是,市场与国家之间曾经更为显明的张力如今似乎已经消解。两者的界限有时显得难以确定。
当代政治的这种矛盾状态,可以从当前围绕 共同核心标准和标准化测试的辩论中看出。
共同核心标准引发的标志性辩论
共同核心标准很快遭到了政治光谱两端人士的谴责。
一方面,有学者黛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教师梅赛德斯·施耐德(Mercedes Schneider),以及全国教育协会和芝加哥教师工会等组织。他们抨击考试狂热、推动私有化的做法,以及盖茨基金会和沃尔顿基金会等风险慈善机构对教育政策的过度影响;他们也认为,共同核心标准导致教师自主权丧失。
与此同时,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有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电视主持人格伦·贝克(Glen Beck)、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以及 FreedomWorks 和自由意志主义智库卡托研究所等团体。他们谴责共同核心标准是联邦政府攫取权力的手段。他们认为,这是政府进一步将教育国家化、向儿童灌输思想的举措之一。
让共同核心标准更加令人困惑的,是支持者中五花八门的一大群人,从杰布·布什、商业圆桌会议和“高标准保守派”组织,到前华盛顿特区学校系统总监米歇尔·里(Michele Rhee)、全国州长协会、南方贫困法律中心,以及态度多少有些犹豫和胆怯的美国教师联合会。
那么,共同核心标准重新排列了惯常的政治左右阵营,这对美国当代政治状况意味着什么?
超越左右之分
要解释教育政策上的这些意外联盟与分歧,需要采用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框架,而不是美国政治议题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惯常自由派与保守派框架。
过去几十年间,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正在世界各地出现:它将积极干预、亲市场的国家与监管较少、范围更广的市场结合起来,而国家对公共机构的监督也在加强。换言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高度监管的公共领域与一个高度放松管制的私人领域相结合。
在这种新格局中,我们遇到了一种我称之为“两头皆坏”的局面。市场扩张到此前属于公共领域的范围,并且基本不受约束,以刺激对增长和积累永无止境的追求。与此同时,得益于 公共选择理论 (该理论将物质利益置于优先地位)以及学校等机构中的新型公共管理形式,政府不再信任公共部门——以及其中的人员,例如教师或政府工作人员。结果,他们日益受到自上而下的监督和管理,而不是由自身的专业群体内部进行管理。
共同核心标准的奇特政治角力,正是在这一新形成的政治空间中展开。
奇特的同盟
在反对共同核心标准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一种政治风格正在兴起:它把担心国家干预日益加深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与担忧市场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反企业主义活动人士联系在一起。
有趣的是,这与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局面相似。当时,担心以纳粹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为代表的国家中心社会主义侵入的美国人,与抗议大萧条导致经济不平等加剧的人们组成了政治联盟。这些联盟最终促成了社会自由主义的兴起,而这种思想在近五十年间主导了美国政治。
近来,拉尔夫·纳德的新书《势不可挡:正在兴起的左右联盟,旨在瓦解企业国家》(Unstoppable: The Emerging Left-Right Alliance to Dismantle the Corporate State),以及他在夏季相当令人惊讶地现身卡托研究所,都体现了这种政治观点。
在我看来,围绕共同核心标准的辩论表明,占领运动和茶党在批评当代政治格局时都提出了合理观点。在美国,民主参与遭到了篡夺。如今,权力集中在市场和国家手中。从政治角度看,这不过取决于在某一时刻人们关注的是哪一种集中化权力。
共同核心标准的政治故事有力地证明,真正的问题在于两者兼有。
作者:史蒂文·C·沃德(Steven C. Ward)是西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
图片:来自中国台湾台北的交换生郑乔伊(Joy Cheng),于2012年2月13日在南达科他州雷维洛的格兰特-杜尔学校听初中科学教师授课。路透社/吉姆·杨(Jim Yo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