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无疑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的关键动力。但扩大教育机会的努力通常集中于初等教育层面，而忽视了高等教育。而那些强调中学后学习的举措，则相对较少关注教育质量。这一状况必须改变。
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在低收入国家尤为显著，因为熟练人力资本稀缺，使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获得可观的工资溢价。问题在于，这些国家中许多缺乏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机构，使得即便是大学毕业生，在日益互联的全球经济中也处于劣势。
这正是留学项目可以发挥作用之处。将学生送往高质量的外国院校，有助于推动一国的国际融合，包括融入全球知识网络，亚洲和中东的许多国家都曾因此受益。
在美国，约54%的企业领导者和42%的政府官员都是 仅12所院校的毕业生，包括耶鲁、哈佛、普林斯顿和斯坦福，这意味着在这些大学中形成的友谊和人脉最终塑造了全球经济、政治体系和公众舆论。
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这些精英网络大多仍然难以企及。尽管美国和英国等国一直致力于让弱势群体更多地进入其精英院校，但此类努力通常不会超出国界。即使是其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专业人才在国际上也被边缘化，低收入国家难以融入全球体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少数国家，而这些国家恰恰提供最多的留学机会。2009年， 欧盟境内72%的外国学生 来自其他欧盟国家。
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在海外接受教育和培训， 国际学生中53%来自亚洲，12%来自非洲 ，但只有一小部分人最终进入精英大学。一个国家的收入越低，机会就越少。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各自派往经合组织国家留学的学生人数，是布隆迪、刚果、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和马拉维五国合计人数的两倍。
近期出版的 世界经济论坛图书 （本人参与撰写了其中一章）指出，更公平地获得优质教育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这主要源于教育、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优势，使富裕国家的学生更有能力、也更易被精英大学所青睐。促进机会均等的努力往往需要将资源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从而产生新的失衡。
低收入国家需要新的教育融资模式，以纳入社会资本收益，这些收益相当于额外的投资回报。例如，近期 一项来自智利的研究 表明，精英大学的毕业生倾向于彼此结婚，而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女性——更可能与社会地位相当或更高的伴侣结婚。他们还常常在排外的俱乐部和协会中与其他精英大学毕业生交往。
改善低收入国家和社区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将产生何种确切影响，仍不得而知，这主要是因为其学生出国留学的人数很少。当然，许多中高收入国家——包括中国、印度、韩国和黎巴嫩——从派遣学生到欧洲和美国顶尖大学中获益良多。但它们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在西方的大量海外侨民，以及其精英阶层的国际联系。
所需要的是一种融资机制——由私营部门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一部分提供支持——以增加低收入国家学生进入世界精英大学就读的人数。例如，这种机制可以资助设立专门学校和培训项目，帮助学生满足此类大学的录取要求。
此外，为使学生能够支付学费，同时鼓励他们在毕业后回到祖国，可以向他们提供贷款，其利率随其毕业后在国外停留的时间长短而浮动。毕业一两年内回国的学生将支付名义利率，而长期留在国外的学生则可能面临非常高——甚至令人望而却步——的利率。
在高质量高等教育机构中形成的人脉关系，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关系之一。只要低收入国家仍被排除在这些塑造世界的社交圈之外，它们就将无法吸引所需资源，从而提升其国际地位并增强对全球经济的贡献。
作者：Sami Mahroum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创新与政策学术主任
图片：2012年11月16日，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一栋建筑上悬挂着一枚徽章。路透社/Jessica Rinald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