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经济大幅增长，但增长带来的收益分配不均，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有确凿证据表明，部分人群的境况实际上更差，不如早几代人的同类群体。近期一项研究（Guvenen 等，2017）发现，20世纪60年代出生男性的终身收入中位数，比20世纪40年代出生男性低12–19%。另一项研究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医疗支出占消费的比例大约每25年翻一番（Hall 和 Jones，2007）。Case 和 Deaton（2015、2017）则通过显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年白人男性死亡率自1999年以来一直上升，引发了一场重要讨论。
这些发现虽颇具启示，但终身收入的变化并不能充分说明工资发生了什么变化。医疗支出和死亡率在已婚与未婚男女之间的变化差异，也会影响这些因素最终对夫妻以及不同性别单身人士的影响程度。
在近期研究（Borella 等，2019）中，我们比较了出生年份相差20年的两个群体的人生结果，以探讨这些问题。研究发现，对于较近一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白人而言，美国梦——无论出身如何，每个孩子成年后都能成功的理念——确实已无可否认地消逝。
一生中的机会日渐减少
我们比较了约出生于1940年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未婚和已婚男女，与其晚20年出生的同类群体（截至2014年年龄为49至58岁）在工资、医疗支出和预期寿命方面的差异。随后，我们分析这些差异如何影响两个群体的劳动市场结果，以及会如何影响他们的退休生活。我们的目标是借助结构模型，更准确地衡量这些重要的一生机会变化，并揭示其对较近出生群体的劳动供给、储蓄和福利的影响。
简而言之，我们发现，一生中的机会大幅恶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男性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下降。女性工资虽然上涨，但这仅仅是因为这一时期她们的人力资本（教育程度和劳动市场经验）大幅提升。这些男女占其年龄组的60%，预计退休后还将面临高得多的自付医疗费用，预期寿命也会比早一代同类群体大幅缩短。如果他们拥有与20世纪40年代出生群体相应的一生机会，境况本会好得多。
出于方法上的考虑，我们聚焦白人群体，因为研究需要规模足够大且同质性较高的数据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他们的处境不佳。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白人绝非唯一处境恶化的弱势群体。大量研究（Neal，2011；Neal 和 Rick，2016；Bayer 和 Charles，2018）证实，技能较低的黑人男性工资停滞，就业率大幅下降，同时监禁率上升，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技能差距也持续存在。
代际变化，且每况愈下
为得出这些结论，我们利用收入动态追踪研究（PSID）和健康与退休研究（HRS），构建了一个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白人样本。我们选取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群体，因为这是拥有完整生命周期可靠数据的最年长群体。数据涵盖白人、受教育年限少于16年、出生于1936至1945年的人。我们将其与教育程度相同、但晚20年出生（1956至1965年）的白人群体进行比较。
我们发现，男性平均工资下降了9%（经通胀调整）。女性工资高出7%，但同样只是因为人力资本较高（图1）。66岁以后自付医疗费用增加了82%（图2）。中年时期的预期寿命，男性减少1.7年，女性减少1.1年（表1）。这些变化都很显著，可能对行为和福利产生重大影响。
图1已婚人士（上图）与单身人士（下图）中，20世纪60年代与40年代出生群体的潜在工资曲线比较
图220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群体的平均自付医疗费用
表120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群体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男女预期寿命
变化对行为的影响
为了解这些变化对终身结果的影响，我们采用一个生命周期劳动供给和储蓄模型，研究可能经历婚姻状况变化的单身人士和已婚人士。模型纳入在职技能积累，并考虑医疗支出和长寿风险。为了衡量较年轻一代较差的工资安排、医疗支出和预期寿命状况对劳动供给、储蓄和福利的影响，我们将这些因素的数值分别替换为较年长一代的对应数值。我们先逐项分析工资、医疗费用和寿命，再综合分析三者。
这些变化对劳动供给和储蓄的影响因人口群体（男性、女性、单身、已婚）而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显著。例如，如果工资仍维持在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而医疗费用和寿命已变为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那么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已婚夫妇，其劳动市场结果会出现最大差异：丈夫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作更久，妻子的劳动参与率则会更低、工作时间更短，因为20世纪40年代男性工资高得多。
单独改变医疗费用或寿命，对劳动结果的影响会小得多。预期寿命下降主要减少了退休储蓄，但预计自付医疗费用上升带来的储蓄增幅更大。
福利大幅受损
最后要考察的是对整体福利的影响。我们估算了一个20世纪60年代出生、25岁的个人需要获得多少一次性补偿，才会认为20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的工资、医疗费用以及健康和生存状况相当。所需金额很高：单身男性为126,000美元，单身女性和夫妇均为44,000美元。工资较低造成了大部分福利损失，视人口群体而定，占47%至58%。预期寿命缩短解释了福祉下降的26%至34%，其余则由医疗费用上升造成。
这些巨大的福利损失及其对劳动供给、医疗保健支出和资产积累的相关影响，与美国经济强劲的总体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表明这一庞大的人口群体并未享受到整体经济繁荣的成果。通过揭示这种差异，这项研究有助于评估当前政府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此类冲击，以及是否应重新设计政策以减轻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