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全球各地的实证证据表明，人的发展基础在幼儿期奠定，而从受孕起的最初一千天对决定后续发展结果最为关键。个人在这一时期经历的境况，会对其后续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尽管近年来许多经济体表现强劲，世界各地仍有无数儿童出生于贫困之中，这引发了重大关切。更令人担忧的是，多种匮乏往往同时发生，并产生累积效应。因此，贫困儿童通常无法或很少能够获得促进健康与良好发展的必要服务，包括饮用水、卫生设施、优质医疗保健和教育。他们还经常面临其他较少被记录的风险，例如暴力、过度拥挤、噪声污染、毒素和铅。在许多情境中，生命早期阶段的贫困及相关逆境，是不同财富群体儿童在学习及其他发展结果方面早早出现显著差异的原因。
早期接触风险可能造成深远且持久的后果，尤其是因为人的不同发展进程彼此交织。根据儿童的年龄，某一种与贫困相关的匮乏可能影响多个发展领域和功能，随着时间推移并跨越代际，造成累积性的发展后果（即发展级联效应）。例如，生命最初两年长期营养不良，很可能对儿童神经结构及其功能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限制学习潜力、损害教育成果，最终减少就业机会，并使下一代继续陷于贫困。或许最令人担忧的是，早年经历的某些风险，尤其是表现为发育迟缓的营养匮乏，被认为一旦错过关键的一千天窗口期便无法逆转。
鉴于这些证据，目前学术界和政策领域对儿童早期阶段的关注似乎完全合理。然而，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幼儿期是否是儿童生命中唯一的关键时期，或者此前风险暴露造成的影响是否能够在之后得到补救，以及补救程度如何。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目前我们似乎无法阻止大量婴儿暴露于极具危害性的环境；若只关注生命最初一千天，出生并成长于不利环境中的儿童便看不到希望。此外，尽管幼儿期的冲击通常会产生持续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影响必然不可逆；事实上，已有若干研究发现，最初发育迟缓的儿童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实现“追赶式生长”。我们仍未完全理解追赶式生长的所有方面，尤其是因果研究寥寥无几，但现有证据确实表明，某种程度的恢复是可能的。这甚至可以与政策措施直接联系起来：例如，Singh Park 和 Dercon（2014）发现，印度的午间供餐计划弥补了儿童早期因一场极其严重的干旱而产生的营养缺失，使他们在5岁时得到补偿。要设计补救性干预措施，了解哪些因素有助于恢复、儿童在生命的哪个阶段能够恢复，以及为何有些儿童比其他儿童更具韧性，至关重要。
同样，尽管早年遭受的冲击会影响后续结果，但这并不能解释儿童在之后人生阶段差异的主要部分。例如，埃塞俄比亚、印度、秘鲁和越南这四个国家的学习水平差异很早便已出现，甚至在入学年龄之前就清晰可见；儿童入学后，这些差距显著扩大，而这一趋势似乎几乎完全源于儿童每年在校期间的学习量。即使5岁时就存在初始学习差距，只要让儿童每年在校期间的学习量相同，越南和秘鲁儿童之间到8岁时出现的差距就会完全消失：2012年，越南是PISA评估中得分最高的国家之一，而秘鲁则排名最低。这并不意味着早年出现的学习差异无关紧要——它们显然十分重要——但这表明，根据具体领域，儿童期后续阶段也可能存在适合干预的关键时期。
尽管这些证据为全球政策提供了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关键见解，但同样明确的是，具体情境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而这对确定干预措施应面向哪些人至关重要。同一种经济冲击对不同类型的家庭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在同一家庭内，对不同成员的影响也可能各异。事实上，儿童面临的风险往往可能因情境、领域和年龄而异。举例来说，不同环境中的研究现已记录到，幼儿期负向收入冲击的短期和长期结果对女性的影响都比对男性更敏感。在印度，幼儿期收入冲击对死亡率的影响似乎只在女孩身上显现；在印度尼西亚，对成年后的身高、健康和资产的影响也只见于女孩。这表明家庭是否采取补偿性行为，对后续结果具有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性别差距普遍存在，或总是有利于男孩。在最近一篇论文中，我们记录到，在各国的一系列广泛指标上，事实并非如此。
儿童在当前围绕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讨论中占据重要位置，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然而，要使由此产生的干预措施有效，我们需要扩大证据基础，了解在不同发展领域和功能、情境及年龄群体中，哪些因素促进或阻碍儿童发展。一个常被忽视、更多关乎方法论的问题，与我们选择投入哪些类型的数据来了解儿童发展有关。具体而言，关于儿童发展的许多重要见解——例如不同系统之间的互补关系，或韧性与恢复——都基于数量相对有限的队列研究（或更广义上的面板数据）；这不仅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也适用于美国等高收入国家（例如，参见 Jim Heckman、Flavio Cunha 及其合作者的开创性研究）。这些研究至少作出三方面不同的贡献：它们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儿童发展的动态过程，包括不同领域之间及各领域内部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制定可通过实验检验的干预措施；并且从务实角度看，它们往往是评估那些非计划发生的大规模变化的最佳方式（有时也是唯一方式）。只有少数国家对这类长期数据收集进行了投入，这仍是一个令人深切担忧的重要原因，尤其是考虑到许多情境下围绕儿童发展的政策和干预措施，严重受制于假设、猜测和知识空白。
本文最初发表于 世界银行“让我们谈谈发展”博客。文章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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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 Boyden 是牛津大学国际发展学教授、Young Lives 主任。Abhijeet Singh 是牛津大学经济学 D.Phil.（Ph.D.）学生，也是国际发展系（QEH）的研究官员。
图片：2014年4月20日，Kelvin Villaroel 在纽约中央公园一棵盛开的樱花树前举起儿子 Isaac 拍照。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