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 《美国新闻业的转型不可避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托数字新闻中心,文中称:
“过去曾有[一个新闻行业],它由通常使行业凝聚在一起的因素所维系:一小群相对紧密的企业采用相似的运营方法,且该群体之外的任何人都无法推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这些条件已不再成立。
如果要用一个短语概括过去十年的新闻生态,或许可以说:每个人突然获得了更多自由。新闻制造者、广告商、初创企业,尤其是曾被称为受众的人群,都获得了在传统广播和出版模式约束之外,进行广泛或有限沟通的新自由。过去十五年间,新工具和新技术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新的假设和预期也随之出现,这些变化打破了旧有的清晰格局。”
在旧有的清晰格局即便未被打破、似乎也正在消逝的情况下,这些内容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当今的研究型大学?互联网与数字化正在改变长期确立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惯例。全球化如同我们身处其中的水一般无处不在,并且日益内化于许多大学“走向全球化”的追求之中。商业化的形式不断扩展,包括基于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的创新性营利教学,或基于专有大数据的研究平台。政府对公共研究经费的要求日益增多,要求其与短期回报挂钩,并期望基于技能的教学与就业机会相衔接。(当然,这些发展并不仅限于美国,但我将把国家和地区差异的评论留给其他人。)
研究型大学是稳健的机构,受到深厚传统的塑造与保护。美国新闻业所经历的迅速而全面的转型,并非它们的未来。然而,它们的未来也不是当前状况的舒适延续。这要求我们像新闻工作者一样提出同样的问题:即使实践与机构发生变化,哪些基本规范性原则必须得到保留?
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要完整回答,就需要深入讨论学术自由;何为符合公共利益的知识;知识自主性与公共资金问责之间的张力;区分欺诈与真相、准确与不准确的方法和规则;以及有效且负责任的教学原则。认真探讨这些问题并非博客的任务,但列出它们提醒我们,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建立在规范性基础之上。这一基础的某些特征无疑会被修改——例如,同行评审可能会受到政府确定的科学优先事项的挑战;市场可能会决定学习证书的价值。
尽管传统大学在研究和教学领域的垄断地位受到冲击,大学(与博物馆、图书馆、学术团体和出版商一道)仍将坚持公共利益知识对社会的价值,并维护这些知识所必需的原则与实践。这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包括其政府和商业部门。
作者:肯尼思·普雷维特(Kenneth Prewitt),哥伦比亚大学公共事务教授,学术知识项目(The Scholarly Knowledge Project)主任,该项目由SAGE出版社赞助
图片:一名学生穿过大学校园 REUTERS/Mike Seg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