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教育不平等

应对教育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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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教育领域的 阅读战争 已持续数十年,但大多数人都认同,读写能力对儿童至关重要,扎实阅读和写作技能的培养始于家庭。然而,在努力提高孩子们在校表现时,把焦点放在贫困儿童的父母身上,实际上可能才是真正的问题。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记者 道格拉斯·昆夸 回顾了20年前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研究。研究发现,到3岁时,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比富裕家庭的儿童少听到3000万个词,这使他们在入学前就处于教育劣势。”他详细介绍了 一项新研究 :坦普尔大学心理学教授凯瑟琳·赫什-帕塞克对儿童听到词语数量的重要性提出质疑,并强调每个孩子家庭语言环境的质量。

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指的是美国心理学家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的 1995年研究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在于他们听到的词语数量;评估幼儿照护质量的一个重要方式,是考察儿童与照护者之间实际交流的多少。

《纽约时报》的文章没有提到的是,2009年,教育研究者 柯特·达德利-马林和克里斯塔·卢卡斯 指出,哈特和里斯利的主张存在偏见,偏向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儿童。他们表明,该研究的设计、有限的研究对象群体以及偏见,反映了对贫困者的假设。因此,达德利-马林和卢卡斯认为,不应将哈特和里斯利的主张推广到整个人群。

这些讨论也忽略了一个事实:无论我们关注词汇的质量还是数量,都仍困在一种语言的“缺陷视角”之中。所谓缺陷视角,就是根据一个人或一种状况所缺少的东西来界定它——在这里,指的是 父母没有以某种方式与子女交谈。这种缺陷判断往往反映了偏见和刻板印象。

责怪穷人

赫什-帕塞克关于儿童听到的词语质量的主张,使那种把语言简化为儿童认识多少词语的观点变得复杂。但更广泛的讨论仍困在指责贫困儿童父母的视角中。

归根结底,把关注点从儿童听到的词语数量转向词语质量,并不会带来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是因为一种迷思仍然存在:贫困父母的缺陷会传给子女——因此,贫困者继续被 归咎于自身贫困。缺陷必须得到弥补:起初是增加词语数量,如今则是提高词语质量。

这两种做法都没有让我们把目光从贫困受害者转向造成贫困的社会条件。由此产生的 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语言差异 ——往往涉及语法或词汇——反映的不是个人失败,而是不平等的社会。

这类讨论只会让文化刻板印象决定哪些研究在公共和政治领域受到重视,以及研究如何受到重视。无论我们声称贫困父母与中产阶级或富裕父母相比,未能与子女分享同等数量或质量的词语,我们仍是在责怪这些父母,而不是推动贫困的社会不平等。

在不解决社会和教育不平等根源的情况下,只给儿童更多词汇教学或更高质量的词汇教学,这暴露出仅仅接纳持续开展的研究并不足以改善教育。若不先搁置文化偏见,研究就无法帮助我们和学生。

传递了什么信息

在《对话》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丹尼斯·海斯感叹 ,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教育往往未能将实践与研究联系起来。早在1947年,美国教育家、前 全国英语教师委员会主席 卢·拉布兰特也表达了类似担忧 ,指出“研究……与学校课程和教学方法中对研究的运用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课堂实践缺乏研究驱动,这一问题延续了数十年,也跨越了国界。

进一步加剧这一问题的,是媒体报道失衡:媒体对 智库新闻稿 (往往未经同行评审)的报道,远多于对 更严谨的大学研究的报道。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K. 安德斯·埃里克森 一直在应对这一问题 :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曲解了他的研究,并让误导性的“1万小时法则”广为流行——该法则声称,只有经过一定时长的练习才能成就卓越。

埃里克森 呼吁 不要让研究主要掌握在记者手中:“至少,[媒体对研究的报道]不应包含事实错误,也应避免强化大众媒体中已有的误解。”

正如人们持续关注贫困儿童的读写能力所显示的,如果我们通过刻板印象和假设的视角看待研究,研究本身可能成为问题,而非解决方案。

是的,我们需要在教育领域将研究与实践联系起来,但必须同时防范过度简化和偏见,尤其要警惕那些会延续对贫困家庭和儿童的缺陷视角的偏见。

与 《对话》

合作发表。作者:保罗·托马斯是弗曼大学副教授。

图片:2013年2月4日,巴勒斯坦一年级学生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课堂上拿着课本。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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