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能够改变文化的观点在政治辩论中十分突出，人们普遍认为，缺乏监管的电视行业对文化多样性构成威胁。维护公共电视的一个常见理由是确保供应多样化的高质量节目，以满足全体民众的需求——照顾到所有社群和文化。
关心本土文化的政治人物常常主张，电视节目进口威胁本土多样性。人们普遍担忧文化服务贸易，这促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5年通过《文化多样性普遍宣言》，赋予视听产业产品“文化例外”的地位，这意味着该产业不受自由贸易的约束。
保卫这一地位的斗争险些导致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TAFTA）倡议在2013年6月首轮谈判开始之前就告破裂。法国总理威胁要动用本国否决权来保护其文化产业。法国成功争取到13个欧盟国家的支持，视听服务贸易因此被排除在欧盟就TAFTA的谈判授权之外。
文化保护主义的论据
传播学者令人信服地证明，长期接触电视会培养观众对现实的认知（Shanahan and Morgan 1999）。同样，电视节目的文化内容会塑造人们的文化态度。如果这些节目的文化内容以外来为主，本土文化就会消失。因此，为了保护本土文化，必须优先扶持本土制作。
真相与论证中的缺陷
大量证据表明，电视会影响并改变文化态度。巴西Globo信号的接收——该电视网在电视肥皂剧方面几乎拥有垄断地位——不仅显著降低了生育选择，还提高了离婚或分居女性的比例（ La Ferrara et al. 2012， Chong and La Ferrara 2009）。在印度，有线电视的引入使女性自主性的主观指标有所提高，怀孕率有所下降（Jensen and Oster 2009）。在伊斯兰世界收看电视节目，会影响人们对西方的评价（Gentzkow and Shapiro 2004）。
同样属实的是，尽管有保护主义措施，视听产业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美国主导地位。（据2013年6月12日《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美国在欧洲的主导份额超过60%。）然而，本国制作配额往往因消费者需求旺盛而不具约束力（例如，关于以色列可参见 Cohen 2005 ，关于 Papandrea 1999 ，关于澳大利亚）。
然而，认为电视能够引发文化变革进而抹去某些文化的观点是天真的。一方面，它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关心自身文化的人在决定收看电视的需求时会将这一危险考虑在内。此外，不受监管、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电视行业，很可能会根据人们的需求，最优地选择其节目内容。
近期研究
在一篇近期论文中，我们构建了一个文化偏好传递的经济模型，并考察不同的市场结构如何影响文化特质的长期存续（Hauk and Immordino 2014）。
在一个存在两种文化特质的社会中，电视（除提供娱乐外）还扮演社会化角色，文化内容的覆盖范围由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电视行业策略性地选择。父母决定为孩子的社会化投入多少时间，其余时间孩子则留给电视。若父母的社会化失败，孩子便会受到电视节目所传递的全部信息体系的影响。这些信息由每种文化特质的覆盖量构成，决定了孩子在受电视社会化的前提下采纳该特质的概率。因此，看电视可能会让孩子接受“错误”的文化价值观。电视节目越少反映父母的文化，这种危险就越大。因此，父母文化的覆盖率越高，父母的社会化努力就越低，因为电视无论如何都可能传递正确的价值观。
电视行业利用了这种父母行为。文化灭绝的可能性在免费广播双头垄断下最高。要理解原因，可以注意到，父母会为子女选择能使其效用最大化的频道。这使得每个频道专注于单一文化成为一种占优策略。只有当竞争者专注于不同特质时，两种文化才能在长期中存续。当某一群体的盈利能力特别高时，媒体行业将只覆盖该群体，导致盈利较低的群体得不到任何文化覆盖，并最终在长期中灭绝。
当所有频道都覆盖盈利较高的特质时，偏离去覆盖盈利较低特质的动机会随竞争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增强。竞争者越多，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力量就越强。此外，只要电视企业能够在另一变量（如收费或娱乐质量水平）上展开竞争，企业通过差异化来减弱竞争的能力就会被放大。因此，付费电视的存在降低了文化灭绝的可能性。如果付费电视企业专注于不同特质，它们将收取正（实际上是最高）价格，因而较少有动机覆盖相同特质。
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的模型预测，文化灭绝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发生。正确的监管措施并非保护主义，而是允许在多个维度上展开竞争，并增加市场中竞争者数量的措施。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
作者：Esther Hauk是巴塞罗那经济分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Giovanni Immordino是萨莱诺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同时担任《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副主编。
图片：2011年1月13日，儿童在纽约一套待售价为450万美元的公寓客厅里观看电视。路透社/Lucas Jack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