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的得主之一，这让我深切意识到，一些人对该奖项提出了批评，他们声称经济学与化学、物理学或医学不同（后者同样设有诺贝尔奖），并不是一门科学。他们说得对吗？
经济学的一个问题在于，它必然聚焦于政策，而非对基本原理的发现。除了作为政策指南，几乎没有人真正关心经济数据：经济现象不像原子内部的共振或活细胞中囊泡及其他细胞器的运作那样，对我们具有同样的内在吸引力。我们是以经济学能够 产出来评判它。因此，经济学更像工程学而非物理学，更具实用性而非空灵。
诺贝尔奖没有工程学奖，但本应设立。诚然，今年的化学奖看起来有点像工程学奖，因为它颁给了三位研究者——马丁·卡普拉斯（Martin Karplus）、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和亚利耶·瓦谢尔（Arieh Warshel）—— “表彰复杂化学体系多尺度模型的开发” ，这些模型构成了使核磁共振硬件运行的计算机程序的基础。但在考虑经济学奖时，诺贝尔基金会不得不审视更多此类实用性、应用性的成果。
问题在于，一旦我们聚焦于经济政策，许多非科学的因素便会介入。政治随之而来，政治作秀也因公众关注而获得丰厚回报。诺贝尔奖的设计初衷，是奖励那些不靠博取眼球耍花招、并在真诚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可能被忽视的人。
为什么它被称为“经济科学”奖，而不只是“经济学”奖？其他奖项并未颁发于“化学科学”或“物理科学”领域。
在名称中使用“科学”一词的研究领域，往往是那些能让大众情绪高度投入、且怪人似乎能对公众舆论施加影响的领域。这些领域在名称中加入“科学”，是为了与其声誉不佳的“近亲”区分开来。
“ 政治科学 ”一词在十八世纪末首次流行，用以将其与所有以争取选票和影响力、而非追求真理为目的的党派性论著区分开来。 “天文科学 ”在十九世纪后期是一个常用术语，用以将其与占星术及关于星座的古代神话研究区分开来。 “催眠科学 ”在十九世纪也被用于将催眠的科学研究与巫术或宗教超验主义区分开来。
当时需要这类术语，因为那些怪人在普遍话语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科学家必须表明自己的科学家身份。
事实上，甚至“ 化学科学 ”一词在十九世纪也颇为流行，那是该学科试图与炼金术和江湖骗术划清界限的时期。但在1901年诺贝尔奖创立之时，用该术语区分真正的科学与冒牌者实践的必要性已然淡化。
同样，“ 天文科学 ”和“ 催眠科学 ”在二十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大多消失，或许是因为玄学信仰在体面社会中逐渐式微。是的，占星专栏仍存在于大众报纸上，但它们只面向科学素养严重欠缺的读者，或仅作娱乐之用；星辰决定我们命运的观点已彻底失去了智识上的认可。因此，不再需要“天文科学”这一术语了。
对“经济科学”的批评者有时会提到经济学发展出了一种“伪科学”，认为它只是借用了科学的外衣，例如密集的数学，但仅仅是为了做样子。例如，在他2004年的著作 《随机性的愚弄》，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在谈及经济科学时说道：“你可以在方程的重压之下掩饰欺诈，而没有人能够抓住你，因为根本不存在受控实验这回事。”
但物理学也并非没有此类批评者。在他2004年的著作 《物理学的困境：弦理论的兴起、一门科学的衰落及其后续》，李·斯莫林指责物理学界被美丽而优雅的理论（尤其是弦理论）所迷惑，而非那些能够通过实验检验的理论。类似地，在他2007年的著作 《错得都不够：弦理论的失败与对物理定律统一性的探索》，彼得·沃伊特（Peter Woit）指控物理学家所犯的过失，与数理经济学家被指责的过失大致相同。
我的看法是，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比物理科学更容易受到那些有效性永远无法明确的模型的影响，因为近似的必要性远强于物理科学，尤其是考虑到这些模型描述的是人，而非磁共振或基本粒子。人们可以随时改变主意，行为也可能截然不同。人们甚至还有神经症和身份认同问题，而行为经济学领域正发现这些复杂现象与理解经济结果息息相关。
但正如塔勒布所暗示的，经济学中的所有数学并非江湖骗术。经济学具有重要的定量维度，这一点无法回避。挑战在于如何将其数学洞见与必要的调整相结合，使其模型契合经济中那种不可还原的人性要素。
行为经济学的进展与数理经济学并无根本冲突，尽管有人似乎认为二者相悖；不过，它的确可能与当下某些流行的数理经济模型相抵触。而且，虽然经济学存在其自身的方法论问题，但研究者面临的基本挑战与其他领域研究者所面对的并无根本区别。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它将拓宽其方法与证据来源的范围，科学将变得更加有力，而江湖骗子终将被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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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伯特·J·希勒（Robert J. Shiller），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图片：欧元纸币旁边摆放着一台计算器。REUTERS/Dado Ruv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