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许多国家， 收入和财富不平等 已长期呈上升趋势，持续三十多年或更久。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大幅增加：增长放缓之下，不平等加剧的影响更为严峻。
关于不平等的“旧”理论认为，通过税收制度进行再分配会削弱激励机制，并损害经济增长。但不平等与增长之间的关系远比这种简单的权衡取舍复杂，且具有多个维度。多种影响渠道和反馈机制使得得出确定性结论十分困难。
例如，美国和中国是当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两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同样很高，且都在上升。尽管不能由此断定增长与不平等毫无关联或呈正相关，但“不平等不利于增长”这一无条件的论断，与事实并不相符。
此外，从全球范围看，随着发展中国家繁荣起来，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下降，尽管 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平等程度 仍在上升。这一点或许有违直觉，但其实合乎情理。全球经济的主导趋势是二战后开始的趋同进程。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全球85%人口中，有相当大比例首次经历了持续的快速实际增长。这一全球趋势压倒了各国国内不平等上升的趋势。
尽管如此，众多国家的经验表明，高且不断上升的不平等水平，尤其是机会不平等，确实可能不利于增长。原因之一在于，不平等削弱了围绕以增长为导向的战略和政策所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共识。它可能导致僵局、冲突或错误的政策选择。证据表明，基于任意标准（例如种族、民族或宗教）对特定群体进行系统性排斥，在这方面的危害尤为严重。
代际流动性是衡量机会平等的关键指标。结果不平等加剧未必导致代际流动性下降。是否下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持机会平等的重要制度，主要是教育和医疗保健，是否普遍可及。例如，如果公共教育体系开始衰败，收入分配高端人群往往会转向私人体系取而代之，从而对代际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
不平等与增长之间还存在其他联系。收入和财富的高度不平等（如南美大部分地区和非洲部分地区的情况）往往导致并强化政治影响力的不平等。政策制定者不去寻求包容性的增长模式，而是设法保护富人的财富和寻租优势。总体而言，这意味着对贸易和投资流动的开放程度降低，因为开放会带来不受欢迎的外部竞争。
由此可见，并非所有（结果）不平等都应以同样方式看待。基于成功寻租以及对资源和市场机会的特权获取而产生的不平等，对社会凝聚力和稳定极具毒害性，进而也对以增长为导向的政策构成损害。在总体崇尚精英选拔的环境中，基于创造力、创新或非凡才能而产生的结果通常被视为良性，并被认为危害要小得多。
例如，中国当前的“反腐败”运动之所以如此重要，部分原因正在于此。威胁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和治理效能的，与其说是中国相对较高的收入不平等，不如说是内部人士对市场和交易的特权获取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在美国，过去三十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有多少源于技术变革和全球化（两者都有利于受教育程度和技能较高的人群），又有多少源于对决策过程的特权获取，这是一个复杂且尚无定论的问题。但有两个理由表明提出这一问题至关重要。第一，政策应对措施有所不同；第二，对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契约可信度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快速增长有所帮助。在高增长环境中，几乎所有人的收入都在提高，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会接受不平等的加剧，尤其是当其发生在基本属于精英选拔的背景下时。但在低增长（或更糟的负增长）环境中，不平等迅速加剧意味着许多人收入没有增长，或无论绝对还是相对地位都在下降。
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后果可能诱使政策制定者走上危险的道路：通过举债（有时还伴随资产泡沫）来维持消费。可以说，这种情况曾出现在1920年代大萧条之前；而在2008年危机前的十年间，美国（以及西班牙和英国）肯定出现过这种情况。
欧洲所见的一种变体是，利用政府借贷来填补私人国内和外部需求不足所造成的需求与就业缺口。就后者与生产率和竞争力问题相关，并因共同货币而加剧而言，这是一种不恰当的政策应对。
中国的债务率快速上升，也引发了类似担忧。或许，在应对不平等或增长放缓的影响时，举债看似是阻力最小的路径。但应对收入不平等加剧，既有更好的方式，也有更糟的方式。杠杆化是最糟糕的方式之一。
那么，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就我个人而言，优先事项相当明确。短期内，首要任务是为贫困人口和失业者提供收入支持，他们是危机以及尚需时间消除的深层失衡和结构性问题的直接受害者。其次，尤其是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普遍获得优质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至关重要。
包容性能够维护社会和政治凝聚力，进而带来减轻收入不平等加剧影响所需的增长。经济体未能实现增长潜力的原因有很多，但公共部门投资不足尤为突出，也是最常见、影响最大的原因之一。
作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外交关系委员会杰出访问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及香港冯氏环球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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