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带来的自动化出现了大幅增长。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显示，自动化在20世纪70年代几乎还是一种鲜为人知的现象，当时全球安装的工业机器人不到3000台，而如今在用机器人的存量已接近250万台。
与此同时，各国越来越倾向于实施保护主义政策。一种观点日益流行：将生产从外国迁回本国并重新谈判贸易协定，就能把就业岗位带回国内。这一论点最为突出地体现在唐纳德·特朗普的表态中：“贸易改革和谈判达成重大贸易协定，是把我们的工作岗位带回国内的最快途径。”
问题在于，回流的生产任务是否更可能由机器人而非人类承担。尤其是那些以常规任务为特征、且容易实现自动化的工作（如若干工业岗位的情况），似乎正面临威胁。我们提出了一种经济理论，并利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工业机器人数据以及世界投入产出表中的生产投入数据，为自动化、生产回流与劳动力市场结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依据。我们在宏观经济层面构建了生产回流的衡量指标，以反映生产流程从外国迁回本国的情况。
我们的研究表明，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与生产回流呈正相关（生产回流指此前转移到国外（即离岸外包）的生产重新迁回本国）。其背后的驱动机制在于，随着自动化效率的提高，在本国使用机器人进行生产的成本会随时间推移而下降。生产回流增加了高技能工人的就业和工资，但对低技能工人并无此效果。由于高技能工人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扩大，不平等随之加剧。
结果显示，生产中每1000名工人每多使用1台机器人，与生产回流活动增加约3.5%相关（每100名工人多使用1台机器人，则对应增长35%）。专业型工人从生产回流中获益，而从事常规任务、其工作可轻易由机器人完成的低技能工人则未能受益。估算结果显示，平均而言，生产回流增长10%与专业职业就业人数每年增加约1150人相关，随时间推移，样本总体就业人数因此增加53.5万人；但对基础职业工人没有影响。
我们发现，2000年至2014年间生产回流活动呈上升趋势。这一趋势早在保护主义政策出台之前就已显现，其主要原因在于：此前的离岸外包目的地（如中国等亚洲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机器人和其他新技术效率提高（使得相较于劳动力，在本国采用自动化资本进行生产更为便宜）。此外，雇主更倾向于回国生产，以获得更高的灵活性，或更好地控制生产流程的质量。
一个例子（参见《经济学人》，2017年）是运动服装制造商阿迪达斯，该公司已将生产从中国和印度迁回德国和美国；然而，此举仅创造了160个就业岗位，而一家典型的亚洲工厂则可提供1000多个。如今，编织、裁剪和增材制造等工序已由机器人代替工人完成。不过，机器尚无法将鞋带穿入鞋中，这些工作仍需人工完成。此外，如今工厂中工作的多为高技能工人，例如机械工程师。
我们的研究构建了一个新的理论经济模型，该模型将企业生产中间产品的选择纳入其中：企业可以在国内使用劳动力生产，也可以离岸外包（利用国外劳动力），或者进行生产回流并在国内使用自动化资本/机器人。企业的驱动力是以最便宜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模型结果表明，更高的保护主义（对进口征收关税）、先前离岸外包目的地国家更高的工资，以及更高的自动化生产率，都会强化企业的生产回流。自动化生产率提高时，在既定关税水平下，将有更多企业选择生产回流（即无论关税或保护主义的程度如何，该结论均成立）。模型表明，保护主义会加快生产回流的速度，但并不能改善低技能工人的处境。模型的预测得到了实证支持：我们开发了一种衡量生产回流活动的新指标，并将其应用于欧洲和美国的宏观数据。
鉴于全球机器人的使用正在高速增长，未来的一个结果应是：员工需要为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并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和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