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式托育服务供给不足以及私人托育安排的高昂费用，常被认为是女性劳动供给偏低以及女性生育后重返职场缓慢的主要原因。基于这一判断，越来越多的发达经济体选择建立高补贴的托育体系。最近，意大利新任政府将普惠托育服务列为其施政重点之一。
然而，现有证据表明，托育价格下降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可能较弱，且因国家而异，甚至在同一国家内因个人而异。例如，一些研究提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闲置产能的国家（Nollenberger and Rodriguez-Planas 2015），或在替代性（非父母照料）安排广泛普及的地区（Havnes and Mogstad 2011，Goux and Maurin 2010，Fitzpatrick，2010），补贴托育可能无法有效提升母亲的劳动供给。此外，超越女性劳动供给来看，普惠托育未必对儿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最终效果主要取决于可获得的替代性安排（父母照料或非父母照料）的质量。虽然一些研究表明，普惠（高质量）托育服务有益于社会经济背景较弱的儿童（Havnes and Mogstad 2015，Felfe and Lalive 2018），但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对于较富裕家庭的儿童，其影响可能恰恰相反，为负面影响（Baker et al.2008，Lefebvre and Merrigan 2008）。
在思考两者对女性劳动供给和儿童发展的影响时，因此并不清楚提供普惠托育究竟是一项“双重红利”政策，还是需要在两个结果之间作出权衡，甚至可能完全无法达到预期效果。鉴于其高昂的成本，扩大补贴托育服务应以对其效果进行全面评估为前提。
在一篇近期论文中，我们估算了普惠托育服务对母亲劳动供给和儿童发展的影响（Carta and Rizzica 2018）。为此，我们利用了意大利的一项改革，该改革将幼儿园入学年龄从三岁降至两岁。鉴于意大利的制度背景，这一调整实际上意味着普惠托育服务的扩大。
制度背景与研究设计
在意大利，六岁以下儿童的正规托育服务通过两类机构提供：面向0至2岁儿童的托儿所，以及面向3至5岁儿童的幼儿园。两类机构在开放时间和总体质量方面相当（以教师与儿童比例及教师学历要求衡量），但幼儿园的费用明显更低（其补贴力度更大，费用比托儿所低约70%），且覆盖了几乎全部适龄人口（而0至2岁儿童的覆盖率仅略高于20%）。
在2003年之前，儿童只有在学年结束前的12月底满三岁，才能在两岁时入读幼儿园。2003年，一项法律将入读幼儿园的资格扩大至在该学年4月30日前出生的儿童。按照此前规定，这些儿童需要多等一年才能入读幼儿园，其间可能就读托儿所，或由父母或其他非正规安排照料。同样，该法律规定，在4月30日前满六岁的儿童可提前一年入读小学。小学入学的截止日期始终保持不变，而提前入读幼儿园的截止日期则多次调整，直至2009年才正式执行4月30日的规定。提前入读幼儿园的做法被广泛采用，约40%符合条件的儿童实际提前入园。
我们的研究设计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该政策将普惠托育服务外生性地扩展至一类家庭，这类家庭只需满足一个条件，即其子女的出生日期早于某一截止日期。通过比较在该截止日期前后不久出生的儿童的母亲，我们由此可以识别该政策对母亲劳动供给的因果效应。该识别依赖于如下假设：两组儿童的母亲在可观察和不可观察的特征方面具有可比性。为了揭示对儿童发展结果的因果效应，我们进一步利用了2003年至2009年间入园资格规则的变化。这使我们能够将提前入读幼儿园的效应与符合提前入读小学条件的效应区分开来。
研究发现
基于意大利劳动力调查数据，我们估算出提前入读幼儿园对劳动力市场结果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符合条件儿童的母亲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约6%，就业率提高了约5%。该就业效应并非仅仅源于更多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这一机械性因素，还源于其就业接受标准的变化，因为我们估算出其保留工资显著下降。这些效应主要集中于较高收入家庭，因为这些家庭从托儿所转入提前入读的幼儿园时，享受到了更大的费用折扣。
图1 提前入读幼儿园资格对母亲劳动供给的影响
注：横轴表示与出生截止日期的距离。位于截止日期右侧的观测值对应于在截止日期之前出生的儿童（符合提前入读幼儿园的条件），位于截止日期左侧的观测值对应于在截止日期之后出生的儿童（不符合条件）。图中结果为采用三角核权重、带宽为120天的局部线性回归近似所估算的不连续性。灰色线条为估计的95%置信区间。底层散点图中的点表示每周为一个区间的平均结果。之前的截止日期（符合提前入读幼儿园的条件）；位于截止日期左侧的观测值对应于在之后出生的儿童（不符合条件）。
就儿童结果而言，我们使用了由国家教育体系评估研究所管理的一个大型意大利学生考试成绩行政数据集。由于数据仅从二年级开始收集，因此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该政策的中期效应。无论家庭背景如何，我们均未发现提前入读幼儿园对儿童语言和数学考试成绩有任何影响。这一结果尤其令人欣慰，因为提前入读幼儿园的主要是较富裕家庭的儿童，而此前的研究发现，普惠托育的推行对这些儿童产生了负面影响（Lefebvre and Merrigan 2008）。
图2 提前入读幼儿园资格对二年级儿童考试成绩的影响
注：横轴表示与出生截止日期的距离。位于截止日期右侧的观测值对应于在截止日期之前出生的儿童（符合提前入读幼儿园的条件），位于截止日期左侧的观测值对应于在之前的截止日期（符合提前入读幼儿园的条件）；位于截止日期左侧的观测值对应于在之后出生的儿童（不符合条件）。纵轴上，β表示同时符合提前入读小学和提前入读幼儿园条件的队列与仅符合提前入读小学条件的队列之间的平均成绩差异。因此，不连续性体现了提前入读幼儿园资格的处理效应。所采用的设定为二阶多项式近似。底层散点图中的点表示每周为一个区间的平均结果。
政策启示
我们的研究结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支持，即在目前托育覆盖率较低、女性劳动供给偏低的国家，推动普及价格可负担、质量良好的早期托育服务。然而，由于推行普惠托育项目成本高昂，我们的研究发现也可用于为政策制定者设计其他更具成本效益的政策提供参考。
第一种替代方案是将补贴托育服务的提供与母亲的就业状况挂钩。与美国和英国等国目前实行的有条件补贴制度不同，更有效的方案不仅应覆盖已就业的母亲，还应覆盖正在积极求职的母亲。事实上，我们的结果显示，当母亲获得提前入读幼儿园的机会时，其求职努力显著增加。因此，将她们排除在补贴范围之外，将降低该政策在劳动力参与方面的效益，在劳动力市场摩擦较大且劳动需求疲软的地区尤为明显。
第二，补贴托育服务的可及性显著降低了母亲的保留工资，这一事实表明，类似政策会通过降低雇主的劳动成本而间接使其受益。基于此，政策制定者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一种促使企业将这一正外部性内部化的方案，即推动企业福利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有必要为企业内部托育设施设定质量要求，以避免对儿童结果产生不良影响。
作者说明：本文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一定反映意大利中央银行的立场。
参考文献
Baker, M, J Gruber, and K Milligan (2008)，《Universal child care, maternal labor supply, and family well-being》，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4): 709-745。
Carta, F, and L Rizzica (2018)，《Early kindergarten, maternal labor supply and children’s outcomes: Evidence from Italy》，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58: 79-102。
Felfe, C, and R Lalive (2018)，《Does early child care affect children’s development?》，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59: 33-53。
Fitzpatrick, M D (2010)，《Preschoolers enrolled and mothers at work? The effects of universal prekindergarten》，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8(1): 51-85。
Goux, D, and E Maurin (2010)，《Public school availability for two-year olds and mothers’ labour supply》，Labour Economics 17(6): 951-962。
Havnes, T, and M Mogstad (2011)，《Money for nothing? Universal child care and maternal employment》，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5(11-12): 1455-1465。
Havnes, T, and M Mogstad (2015)，《Is universal child care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27: 100-114。
Lefebvre, P, and P Merrigan (2008)，《Child-care policy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mothers with young children: A natural experiment from Canada》，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6(3): 519-548。
Nollenberger, N, and N Rodríguez-Planas (2015)，《Full-time universal childcare in a context of low maternal employment: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Spain》，Labour Economics 36: 124-136。
尾注
[1] 收费标准经过调整，使低收入家庭为托儿所和幼儿园支付的费用大致相同，而较富裕家庭则需为托儿所支付明显更高的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