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机器人（Globotics）、远程移民者、白领机器人。为描绘未来的工作，理查德·鲍德温正在开创一套新词汇。
这位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警告说，我们尚未准备好应对新技术改变全球化性质的种种方式。鲍德温的新书《全球化机器人冲击：全球化、机器人技术与工作的未来》是他2016年出版的《大趋同》的自然延续。三年前，他阐释了全球化的第三次浪潮——技术降低了人员流动成本——将带来最具颠覆性的影响，因为它冲击的是服务业劳动者。
鲍德温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新书，剖析了这场颠覆将带来的影响。他再次提及有关未来十年左右自动化将取代8亿个工作岗位的警告。人工智能将造成很大一部分冲击，但还有另一个因素：远程移民。全球零工经济也称“人力云”，工作任务被拆分后由世界各地的自由职业者完成。据咨询公司 Staffing Industry Analysts称，这一行业的规模已达820亿美元。
“自动化和全球化都是有百年历史的话题。全球化机器人（Globotics）则因两个重要原因而有所不同：它来势之快，简直不近人情；它看起来也会极不公平，”鲍德温写道。“全球化机器人正通过岗位流失向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施加压力，其速度快于体系通过岗位替代吸收压力的速度。”
政府未能保护劳动者，企业推动着这场颠覆，劳动者也在不情愿中参与其中。但鲍德温并非卢德派。他表示，数字化劳动力和远程移民理应在未来劳动力市场中占据重要位置。《Quartz》在伦敦采访了鲍德温，谈及真正的问题：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对这些变化准备不足。为清晰起见，访谈经过编辑和删节。
《Quartz》：首先，你如何描述全球化机器人（globotics）？
鲍德温：希望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词。它把全球化和机器人技术融合在一起。我厌倦了人们天天谈论机器人及其能力，却完全忽略了同一种技术正在改变全球化这一事实。
我说“全球化机器人”（globots），指的是两类事物：白领机器人，也就是能够完成过去只有人类才能做的事情的软件；以及远程移民者，他们基本上是在国外远程办公。别忘了，远程移民者是真正的人。他们无所不能，除了亲自到场。
有哪些数字技术促成了这一变化？
机器学习是关键。先谈自动化，然后我再谈全球化。
在自动化领域，关键是机器学习，也就是数据库和模式识别。机器学习赋予计算机此前不具备的认知能力，这些能力在2016年之前还没有，如今大家都很熟悉——说话、阅读、写作、识别手写文字、生成 PowerPoint 演示文稿，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是入门技能，正因如此，许多服务业办公室岗位才需要人类参与。过去总得有人打开邮件或接听电话，弄清楚人们想要什么。现在机器人能做这些事。我把它们称为白领机器人。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应用能一举改变行业。最接近的可能是 RPA，即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再高一层的有[IBM 的] Watson 和 [IPSoft 的] Amelia。
随着机器翻译的发展，这些计算机技能也被带入全球化领域。电信技术也取得了一系列进步，让远程工作者不再那么遥远。这严格来说不算数字技术，只是人们重新安排工作方式，以便纳入远程工作者。但这些变化基本上使服务业能够拆分，让远方的人完成相同的任务。据估计，美国有40%的人至少每月远程办公一次。公司一旦为国内远程办公搭建好整套机制，就会意识到，至少有一部分任务可以交给海外人员，以更低成本完成。
那么，这波全球化浪潮不会引发移民争论？它转移的是人的能力，而不是人本身。
这些远程移民者正涌向服务业岗位，筑墙也挡不住他们！如果你想阻止移民入境，这倒是个好消息，因为你可以留下工作，而不必接纳劳动者。
你可以留下工作，而不必接纳劳动者。
另一方面，反移民政府没有把目光投向合适的移民，或者它们可能并不在意白领移民。无论如何，他们可以相互替代。在日本这样确实不想接纳移民的国家，可以利用远程移民者教英语或照看儿童。这是一项明确的政策：用远程移民者代替移民。
你在书中把自由职业经济描述为远程移民的一种前身。
（笑）是的，这里面有几分希腊悲剧的意味。你想让工作更灵活，以为这样就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你可以回家照顾孩子，同时处理几封邮件。但实际上，你安排到最后却丢了工作，因为远程移民者以低得多的成本接手了你的岗位。这是一场希腊悲剧，主人公实际上亲手促成了自己的覆灭。劳动者正在为全球竞争铺路。
我们想让工作更灵活，结果反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全球化总会给一国最具竞争力的公民带来更多机会，却也让竞争力最弱的公民面临更激烈的竞争。问题在于，服务业中有很多缺乏竞争力的人。许多这类工作过去无法贸易。
一辆汽车在英国制造，是因为这样做在全球市场上具备竞争力。制造商本来随时可以选择在别处生产。相比之下，伦敦的服务业劳动者过去从未面临国际竞争。
伦敦确实存在一些国际就业竞争。
所以，服务业确实存在贸易，尤其是商业服务贸易，这些领域有竞争力。但伦敦的办公室、餐馆、酒吧等行业雇用了大量人员。严格来说，要具备竞争力，你的生产率必须足以抵消相对于外国劳动者而言的工资差距。在伦敦酒吧工作的人可能每小时挣10英镑，但他们做的事与内罗毕的人完全相同。他们的生产率并不更高，但价格更高；价格之所以更高，是因为这项服务不可贸易。富裕国家服务业中缺乏竞争力的人数，远远多于制造业。
法律行业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软件机器人可以阅读数百份文件、数百封电子邮件。它们会像年轻律师过去那样寻找规律。
你经常提到的一家公司是英国企业 Blue Prism，它提供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服务。你引用了他们的一些营销材料，其中写道：
想象一种不同的劳动力。你可以教会它无数技能。它学得越多，效率就越高。它工作从不休假。业务量激增时，它可以从少量扩展到大规模。它还能让你最优秀的员工真正发挥所长。认识一下软件机器人——数字化劳动力。
这听起来有点阴森。
确实如此。我很确定，一旦这场剧变开始，他们就不得不改掉这种说法。他们向企业兜售这样一种承诺：这些软件将削弱所有技能水平一般的办公室职员。
是什么引发这场剧变？
人们会发现自己的工作受到冲击。现在已经如此，只是他们不知道该怪谁。而且他们可能永远也弄不明白，因为影响非常分散。我觉得我已经开始察觉，人们正在抵触数字技术。大问题在于，如果白领劳动者与过去20年来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到机器人冲击的蓝领劳动者联合起来，我们就可能陷入一场真正的混乱。
多项研究显示，技术将冲击就业，但也认为新增岗位的数量几乎可以与消失的岗位持平。
短期内我持悲观看法，长期来看我则是乐观主义者。
岗位流失与岗位创造之间存在速度错配。目前，数字技术正以爆发式的速度推动岗位流失。岗位替代正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天才和那些公司的商业模式。它们都希望通过取代劳动者而致富，而不是通过创造就业。创造岗位要慢得多。因此至少在未来几年，岗位流失将超过岗位创造。但发展的方向并没有错，只是速度不匹配。短期内我持悲观看法，长期来看我则是乐观主义者。
你在书中提出，这种反弹可能催生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你写道：“或许这场运动会被称为‘庇护主义’——并非反对进步，只是希望在风暴中得到一点庇护。”在我看来，这描述了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社会主义的某种交汇。
美国有一位名叫安德鲁·杨的总统候选人。他说，人们正试图用软件机器人和在海外工作的外国人取代我们。他理解全球化机器人带来的冲击。他永远不会当选。但我认为，倾向左派的民主党候选人几乎无法抗拒把美国现存的愤怒从中国和移民身上转移到技术上。大型科技公司将成为替罪羊。
你说自己是长期乐观主义者，但这大概是以政府能够避免大规模岗位流失为前提的，对吧？
我尤其担心美国。这场转型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人们因技术而不得不换工作，这种情况已有约三个世纪的历史。关键区别在于，这次变化可能比以往发生得更快。
有些政府应对得比其他政府好。英国做得不算最好，但比美国好得多。在美国，如果你失业又遇上健康问题，很可能会破产、失去房子，或者孩子不得不辍学。这类情况在美国尤为严峻。在欧洲大陆，各国已经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正在帮助人们适应变化。
过去发生结构性变化时，一些从制造业被挤出的劳动者最终只能降级进入条件更差的服务业岗位。
我认为现在也会如此。
如今人们会降级去做什么工作？
开优步。副法律助理也会变成优步司机！服务业的岗位层级会下降，但值得指出的是，服务业劳动者天生比工厂工人更灵活。因此，尽管技能水平会下降，他们仍会留在服务业，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
会创造哪些类型的工作？
人工智能正让技能水平一般的人具备复杂的思考能力和某些类型的模式识别能力。这将催生介于医生与护士、律师与副法律助理、建筑师与制图员之间的半专业岗位。
这是一个目前尚不存在的层级。
这一层级目前不存在，是因为人工智能会让人们聪明得多，而且使用这种人工智能不需要大学学位。它简单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