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屏幕使用时长之外:教育科技正在经历怎样的转型?

undefined
  • 法国已将校园手机禁令的覆盖范围延伸至18岁的学生,马拉维则已让380万名儿童用上了“教育科技”(EdTech)。

  • 这两项举措都表明,各国正逐步走出“教育科技1.0”模式。这一模式更看重用户参与度,对证明实际学习成效的证据则重视不足。

  • 推动教育科技以证据为基础发展,需要独立研究的支持、更健全的采购机制,以及公共部门评估实际成效的能力。

围绕屏幕使用时长的争论已延伸至课堂。各国的政策方向看似相互矛盾,背后是一个尚未形成共识的问题:儿童在校期间使用屏幕,多长时间才合适?但深入观察就会发现,这场争论反映出更深层次的转型——我们看待和使用教育科技的方式正在改变。

这一转型可以理解为从“教育科技1.0”到“教育科技2.0”,再到如今“教育科技3.0”的演进过程。

“教育科技1.0”优先关注点击量等反映用户参与度的指标。“教育科技2.0”强调在引入工具之前,先考察相关证据。“教育科技3.0”则利用人工智能开展个性化教育,以改善学习成效。各国、各学区和各教育机构在已有的证据积累、研究能力和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从1.0迈向3.0的进程也快慢不一。

法国依据理性使用数字技术的政策框架,已将校园内禁止使用手机及其他联网设备的规定扩大至18岁的学生。瑞典也在推进无手机校园建设,并倡导“增加阅读时间,减少屏幕使用时间”。

与此同时,马拉维政府正通过BEFIT项目扩大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该项目全称为“通过创新与技术夯实教育基础”,目前正在全国约6,000所公立小学推广,计划覆盖约380万名儿童。哥伦比亚的“全面互联”(Conexión Total)战略则将接入互联网视为公平获取教育资源的必要条件,这些资源包括电子书、教学视频和互动平台。

“教育科技1.0”:点击量与参与度至上

这些看似相互对立的政策立场,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各国对“教育科技1.0”模式作出的不同回应。

“教育科技1.0”将社交媒体和消费科技领域形成的注意力经济逻辑,大量引入教育领域。这一模式优先追求扩大应用规模、提高技术可及性和增加用户参与,却过多地依赖点击次数、触屏次数和屏幕使用时长,来衡量学生是否真正参与其中或有所收获。

“教育科技1.0”产品既可以是简单的电子书,也可以是复杂的、由教师主导使用的人工智能应用。判断一款产品是否属于这一模式,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是否缺乏充分、可靠的证据来证明它能够带来教育价值。在一些情况下,政府限制教育科技的使用,并不只是为了减少屏幕使用,而是为了回应现有推广方式的不足:在尚未弄清一项技术能否改善学习成效、对哪些学生有效、在什么条件下有效之前,就允许它在学校大规模应用。

技能重塑革命 | 第2集 | 人工智能在教育4.0中的作用
技能重塑革命 | 第2集 | 人工智能在教育4.0中的作用
04:50

“教育科技2.0”:依据证据评估工具

2026年8月,美国教育部发布新指南,敦促各州、学区和学校辨别哪些技术会干扰学习,哪些技术确实有助于学习。这意味着,采购团队必须认真审视以下问题:工具是否具有明确的教学用途?是否有独立证据证明它能够实现相应的教学目标?家长能否清楚了解工具的使用情况?是否已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使用?是否持续根据学生的学习成效评估工具的作用?

这些指导意见在美国看似是新要求,但在许多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教育体系中,类似要求早已是常规做法。在这些体系中,如果无法拿出证据,说明数字化将通过什么途径改善学习成效,就很难为推进数字化提供充分理由。

马拉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Onebillion是一项面向小学一至四年级学生的读写与算术学习项目,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调整教学内容,并提供以该国民族语言齐切瓦语开展的教学。该项目自2013年起在马拉维实施,此后陆续获得了随机对照试验、更大范围的影响评估,以及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研究所提供的证据支持。因此,政府目前扩大推广的,是已经得到验证的有效做法。

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在加大数字化学习投入的同时,也通过哥伦比亚教育管理观察站完善监测与研究机制。该机构的职责十分明确:通过创新,提升教育政策的设计、实施和评估能力。

一些学校教育体系已经拥有成熟的研究基础设施,也对什么样的信息可以作为证据形成了共识。另一些体系则仍在建设这些基础,通常依靠本地制定的框架和外部咨询支持。因此,从“教育科技1.0”到“教育科技2.0”,并不是一个按统一顺序推进的过程。“教育科技2.0”的核心要求是,每项技术在采用之前,都应有证据支持其改善教育成效的应用方式。这一演进包含多个转型过程,推进速度各不相同,所采用研究与评估方法的成熟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

如果支撑教育科技证据生产与评价的生态体系尚不成熟,证据评价机制就可能逐渐变成需要付费才能参与的体系:同类产品仅通过仓促开展的试点接受评估,而严格的评估往往迟至技术已完成设计、签订长期采购合同并投入课堂使用后才开始。随着对证据的需求增加,各种标榜有证据支持的标签、评价框架和认证也不断涌现。其中一些以严谨的独立评估为基础,但另一些则由开发者自行出具,或采用质量难以判断的方法形成。

结果是,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辨别和选择也越来越困难。营销宣传、自称拥有的教育科技专业能力、针对具体产品开展的研究,以及真正可靠的成效证据,彼此之间仍然难以区分,而这些辨别障碍原本可以避免。

事实上,在强调以证据为依据选择解决方案的“教育科技2.0”时代,核心挑战已经转向如何建立健全的研究、开发和评估基础设施,让证据既有扎实的内容支撑,又能真正影响决策。

“教育科技3.0”:以学习成效为导向的个性化学习

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字学习周期间的讨论表明,各国正迈向“教育科技3.0”,即利用人工智能支持个性化学习,并以改善学习成效为目标。相关技术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其跨境推广的速度,可能远远超过各地建立和提升教育价值评估能力的速度。因此,公共部门越有能力判断这些技术的教育价值,所在国家就越有条件从中受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教育科技定位为公共产品,也由此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正在围绕教育科技建立怎样的生态体系?这一体系究竟服务于谁的利益?

随着私营部门不断增加对人工智能的投资,科研力量逐渐向兼顾技术研究与商业化的企业集中,独立、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研究变得更加重要,但受到的制约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环境下,积累扎实可靠的证据更加困难。与此同时,评估方法需要不断改进,对独立研究的需求也持续增长,进一步加大了这项工作的难度。

从“教育科技1.0”向2.0和3.0演进的过程中,不同的发展逻辑相互竞争,又同时存在于同一体系之中。一项技术可能已经体现“教育科技3.0”的理念,却仍然按照“教育科技2.0”的制度框架进行采购。

当前的任务,是将“教育科技3.0”从分散的实践探索推进为一套完整的运行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激励机制、标准和制度需要相互协调,共同决定哪些技术能够进入设计、测试和采购环节,以及哪些技术可以获准大规模推广。

“教育科技3.0”需要更健全的生态体系,让学习科学研究者、教育工作者、开发者和政策制定者从一开始就共同参与,围绕儿童的全面发展成效设计教育技术,而不只是关注考试成绩,并在大规模应用之前,检验这些技术能否取得预期成效。

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达到这一阶段。

本文作者:

Natalia I. Kucirkova,教育科技影响力国际中心主任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授权与转载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文章,可依据《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4.0国际公共许可协议》以及我方《使用条款》进行转载。 本文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