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转良好的义务教育体系对一个国家的整体表现至关重要，但公共资助的教育应如何提供才最为有效？此外，创新政策如何提升公立学校部门的表现，尤其是在惠及弱势学生方面？
为回答这些问题，一些国家已着手对其学校体系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使其偏离了传统的“地方”或“社区”学校模式。例如，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初引入了教育券制度，使学生能够就读于由私人拥有、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学校（即“免费学校”）。在免费学校增长最快的市镇，公立学校的考试成绩相较于其他市镇的同类学校出现了正向提升，这表明免费学校增长带来的竞争加剧对公立学校表现产生了积极影响（参见 Bergstrom and Sandstrom 2005, Björklund et al. 2005, Bohlmark and Lindahl 2015）。
另一项重要改革发生在美国。自1992年以来，特许学校改变了许多学生的受教育方式。特许学校通常是新设立的学校，比公立学校体系的其他部分享有更大的自主权。与免费学校一样，它们由私人拥有、由公共资金资助。早期关于特许学校的证据并不一致，但近期研究通常比较通过抽签在报名超额的特许学校中“中签”者与“未中签”者，结果表明特许学校能够提高考试成绩，并对大学入学等中期成果产生积极影响（参见 Abdulkadiroglu et al. 2011, Angrist et al.2013, Fryer and Dobbie 2014）。最显著的正面效应见于位于城市地区、服务于条件较为不利学生、并采用“不找借口”模式（强调行为规范与工作伦理）的特许学校（参见 Fryer and Dobbie 2013）。
这些改革看似影响深远——约16%的瑞典学生就读于免费学校，250万名美国学生就读于特许学校——但与英格兰近期正在进行的改革相比，它们便显得相形见绌。
学院制学校
学院制学校由当时的工党政府于2002/03学年引入，其自主权高于传统社区学校。最初的（“赞助型”）学院可以不受地方当局控制地运作，由独立的共同赞助人组建的团队管理，后者将学校管理权委托给一个基本上由自身任命的理事会，理事会负责聘用教职员工、绩效管理、课程设置以及每日上课时长。与大多数特许学校不同，学院通常由既有学校转型而来。1
最初的计划规模相对较小，旨在改善表现不佳学校的成绩。然而，2010年联合政府上台后，学院数量增长十分显著，该政府随即借助《学院法》（Academies Act）迅速扩大了该计划的范围。《学院法》使更多类型的学校能够获得学院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它允许表现优异的学校无需建立赞助关系即可转为学院。结果是，英格兰60%的中学目前已获得学院地位。
虽然现在评估学院计划的整体影响还为时过早，但Eyles and Machin（2015）考察了就读于2003至2009学年间开办的106所赞助型学院之一对考试成绩的影响。如前所述，工党政府期间转为学院的学校在某种程度上较为特殊。简单比较这些学校与其他公立学校学生的考试成绩，可能因两个原因而对学院就读所产生的因果效应做出有偏估计。第一，这一时期转为学院的学校是被认定为失败的表现不佳学校。第二，选择就读学院并非随机，这意味着与学业成绩和选择学院均相关的不可观测特征，可能会混淆我们希望估计的因果效应。
为避免上述问题，研究比较了两组学生的考试成绩：一组是在学校转为学院之前就读于该校、但转制后仍在该校参加考试的学生；另一组是在同一工党政府计划下随后才转为学院的学校中参加考试的学生。将样本聚焦于转制前已就读于该校的学生，可缓解与非随机学校选择相关的担忧。同样，以随后才转为学院的学校学生作为对照组，可在学校层面剔除不可观测的混淆因素（例如转为学院的“办学理念”）。
研究发现，就读学院确实能带来显著的学业成绩提升。图1展示了就读学院对义务教育最后一年参加的标准化考试（第四关键阶段，KS4）成绩影响的事件研究估计结果。纵轴表示标准差变化。
在图1中，学院转制效应按转制后经过的年数加以区分，转制当年记作第 c年。
因此，转制四年后在学院参加考试的学生，其考试成绩平均比随后才转为学院的类似学校的学生高出约0.2个标准差。
图2按前身学校类型划分学院转制效应，即区分学生就读的是转为学院的社区学校，还是转为学院的其他类型公立学校。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正是社区学校转制带来了最大的自主权提升。
图2。按前身学校状况划分的就读学院对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影响
可以看出，正是在最终考试前转为学院的社区学校学生，推动了整体结果的提升。
这表明，自主权的大幅提升使学校能够提高表现。
自主权
学校如何运用自主权来提升表现，是一个重要问题。英国教育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2014年对学院进行的调查，就“学院是否运用了其自主权？”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调查显示，最突出的变化包括学校领导层调整、采购以往由地方当局提供的服务，以及课程改革。我们的研究突出了校长更替的作用。在转为学院的第一年，这些学校更换校长的可能性比尚未转制的学校高60%。
未来
鉴于学院制学校现已主导英格兰的教育格局，自然会追问上述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意义地外推至2010年后大量开办的学院。尽管联合政府继续推行赞助型学院计划，但学院部门的增长大部分（前五年增长近80%）来自表现优异的学校，即所谓的“转制型学校”（converters），它们在未建立赞助关系的情况下自愿转为学院。
与Olmo Silva共同开展的研究（Eyles et al. 2015）中，我们记录了成为赞助型学院的学校与以转制型学院身份开办的学校之间的显著差异。我们发现，与成为赞助型学院的学校相比，2010年后的转制型学院在转制前的特征上存在很大不同。转制前，转制型学院的学业水平往往较高，享受免费校餐资格的学生较少。另一方面，成为赞助型学院的学校来自学业成绩分布的底层，并服务于大量弱势学生。
转制型学院与赞助型学院之间的差异是否体现在对表现的不同影响上，尚不清楚；同样，一个在小规模上取得成功的干预措施，能否在几乎全国范围内以同等成效推广，这一问题也仍未解答。
结论
学院计划可被视为一系列尝试中的最新一项，这些尝试旨在寻找能够提升公立学校表现的创新教育策略。与瑞典和美国一样，英国教育体系正在超越传统的公立学校模式。但与这些国家的改革相比，英国的改革在规模和速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学院制学校早期的成功能否转化为整个计划的成功，仍存疑问。可以确定的是，学院计划及其运作方式的某些方面，能够为公立教育的最优供给提供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Abdulkadiroglu A, J Angrist, S Dynarski, T Kane and P Pathak P (2011)，“公立学校的问责与灵活性：来自波士顿特许学校与试点学校的证据”，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6，699-748。
Abdulkadiroglu A, J Angrist, P Hull and P Pathak (2014)，“无抽签的特许学校：检验新奥尔良和波士顿的接管”，NBER工作论文第20792号。
Angrist J, S Cohodes, S Dynarski, P Pathak and C Walters (2013)，“Stand and Deliver：波士顿特许高中对大学备考、入学与选择的影响”，NBER工作论文第19275号。
Bergstrom F and M Sandstrom (2005)，“实践中的教育券：竞争不会伤害你”，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9，351–80。
Bjorklund A, M Clark, P Edin, P Frederiksson and A Krueger (2005)， The Market Comes to Education in Sweden: an Evaluation of Sweden’s Surprising School Reform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纽约。
Bolhmark A and M Lindahl (2015)，“独立学校与长期教育结果：来自瑞典大规模教育券改革的证据”， Economica，82，508–551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4)，“学院是否运用了其自主权？”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do-academies-make-use-of-their-autonomy
Dobbie W and R Fryer (2013)，“探究有效学校的面纱：来自纽约市的证据”，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5，58–75。
Dobbie W and R Fryer (2014)，“高成就特许学校的中期影响”，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待刊
Eyles A and S Machin (2015)，“英格兰学院制学校的引入”，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讨论稿第1368号
Eyles A, S Machin and O Silva (2015)，“学院制学校2：新一批”，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讨论稿第1370号。
Fryer R (2014)，“将特许学校的最佳实践注入传统公立学校：来自现场实验的证据”，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9，1355–1407。
脚注
[1] 并非所有特许学校都是新设学校；波士顿和新奥尔良的一些既有学校已转为特许学校。这类学校在获得特许地位后的就读效应见于Abdulkadiroglu et al. （2014）。与此类似，Fryer（2014）考察了在休斯顿传统公立学校中引入特许学校最佳实践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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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drew Eyles是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博士研究生。Stephen Machin是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
图片：学生参加考试。REUTERS/Vincent Kess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