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面就对某人的品性作出判断，您或许会有所迟疑。大多数成年人可能会希望观察陌生人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以判断一个新认识的人是善良、刻薄还是值得信赖。
幼儿在作出品性判断时明显更不谨慎。他们常常表现出积极偏向：倾向于关注积极行为，或有选择地处理那些有助于形成积极判断的信息，这些判断可能针对自己、他人，甚至动物和物品。
如果孩子戴着“玫瑰色眼镜”看世界，这有什么要紧？过分乐观的孩子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不安全的处境，或者他们可能无法或不愿从建设性的反馈中学习。而在“假新闻”和海量信息来源并存的时代，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才，使其成年后能够做出明智的人生决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心理学家像我这样的研究这种似乎在生命早期就已出现的乐观心态，以进一步弄清其运作机制，以及它为何及如何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
聪明的小乐观派
在许多方面，儿童都是善于思考的个体。在幼儿期，他们会仔细收集周围环境中的信息，以构建对世界的理解。例如，孩子们明白，动物等有生命的物体与椅子等无生命的物体运作方式截然不同。即便是学龄前儿童，也能分辨专家与非专家之间的区别，并且他们明白不同类型的专家掌握的知识各不相同——比如医生了解人体运作原理，而机械师了解汽车运作原理。孩子们甚至会追踪他人的准确记录，以判断此人是否值得信赖，从而决定是否将其作为学习来源，例如用来了解未知物体的名称。
这种怀疑态度令人印象深刻，但当孩子被要求作出评价性而非中性的判断时，这种态度便明显欠缺。在这里，孩子们清楚地表现出积极偏向。
例如，我与同事的研究表明，3至6岁的儿童只需看到一次积极行为，就会判定故事中的角色为善良的人，而要判定某个角色为刻薄的人，则需要看到多次消极行为。我还发现，对于陌生人，孩子们会拒绝接受消极的特质描述（如“刻薄”）——前提是这些描述来自可信的品性评判者，但他们却乐于接受积极的特质描述（如“善良”）。
虽然在非评价性领域中，孩子们能够有效利用专业知识相关的信息——比如学习狗的品种时——但他们不愿信任那些作出负面评价的专家。例如，我的实验室发现，6至7岁的儿童会相信动物园管理员对一种不熟悉动物所作的积极描述（如“友好”），但会忽略负面描述（如“危险”）。相反，他们会信任一位给出积极描述的非专家。
在我们的其他研究中，孩子们不信任专家对作品作出的负面评价，而是信任一群对该作品给出积极评价的外行人士。此外，学龄前儿童即便在被告知自己的表现不如同伴之后，仍倾向于对自己在解决问题和绘画方面的表现给予积极评价。被告知自己表现更差。
总体而言，研究表明，积极偏向最早在3岁时就已出现，在童年中期达到高峰，并且仅在童年后期才会减弱。
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始于“玫瑰色眼镜”？
心理学家尚不能确定孩子们为何如此乐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归因于大多数孩子在生命早期所拥有的积极社会经历，他们对此颇为幸运。
随着年龄增长，孩子们会接触到更为严酷的现实。他们开始察觉到人与人之间在表现上的差异，包括同龄人之间的差异，这使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在他人之中所处的位置。他们最终会从老师那里获得评价性反馈，并开始经历更多样的负面人际关系体验，例如欺凌。
即便如此，尽管存在相反的证据，孩子们往往仍然顽固地保持乐观。这背后可能有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由于积极心态在孩子心中根深蒂固，他们可能难以关注并将相互矛盾的证据纳入其关于他人的工作理论之中。美国的孩子还被教导不要说别人的坏话，因此他们可能会质疑那些坦率说出残酷真相的善意之人的动机。这或许就是孩子们在学习新信息时将善意置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原因。
负面信息的表达方式会影响它能否突破孩子的积极偏向。在我实验室开展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将负面反馈以促进改进为导向地呈现（用“需要加强”代替“非常糟糕”）。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更愿意接受负面评价，并理解该反馈旨在帮助他们。当孩子理解反馈是为了帮助自己，并且父母和老师强调学习过程而非成绩时，年轻人最有可能从建设性反馈中获益。
积极偏向会随时间而减弱
照料者是否应当担心积极偏向？总体而言，可能不必。
其一大优势在于，它使孩子更加敢于尝试新事物，并可能有助于学习。以积极态度与他人相处的孩子，更有可能顺利度过学校生活的各个阶段，并获得更大的社交成功。
但在一个人们热衷于谈论“天才宝宝”的时代，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需要意识到，孩子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成熟，至少在作出评价性判断方面并非如此。同时，也不应想当然地认为年龄较大的孩子在作出此类判断时必然比年幼的孩子更为得心应手。与孩子讨论他们的想法，可能有助于他们思考哪些证据能够支持这些想法，并反思可获得的信息。
至于教导孩子接受关于自身的负面反馈，较为温和的方式可能最为合适。如果孩子在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学会接受自己并非总是最优秀，或有时需要做得更好，那么他们可能更能应对人生中难免的挫折与打击。我们很快都会成为世故的成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