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回应美国最近一场总统选举竞选期间泛滥的假新闻，舆论将大量注意力放在了制造或传播这些报道的人身上。人们假定，只要新闻媒体只报道“事实”，读者和观众就总能对某则报道得出正确结论。
但这种做法只考虑了问题的一半。没错，我们需要新闻机构提供可靠信息；但我们也需要接收信息的人具备辨识能力。
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支持相关项目，推动威权、资源匮乏或治理失灵国家的独立媒体发展。但这些项目默认认为，美国本身不会遭遇其他国家民众在制作或消费信息时碰到的问题。我们美国人也认为，依靠广告维持的美国媒体会继续蓬勃发展；独立新闻报道是常态；大多数人有能力批判性思考，并对收到的信息作出合理判断。
事实上，我们在海外支持蓬勃发展的信息采集与传播时汲取的一些经验，同样适用于美国。在2016年大选中，左右数百万选民投票决定的个人信念，不仅基于各自的经历和他们接触到的信息，也取决于他们如何处理这些经历和信息。选民与内容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他们相信或不相信事实的动机，以及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都决定了他们如何解读信息并据此采取行动。
在那场选举中，大多数主流评论员似乎并不了解数百万美国人的信念或观点，因此这些美国人对评论员喋喋不休感到厌烦，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些选民看来，评论员不过是兜售信息的人，与那些真正重要的议题毫无关联。面对电视摄像机讲话的男女，远离工厂、办公室、酒吧、教堂、学校和医院；观众正是在这些地方建立起人际关系，而这些关系决定了他们如何处理信息。所谓的数字革命并没有让人际联系在塑造人们对所接收信息的解读和回应方面变得无关紧要。
关系建立在信任之上，而信任对于确保信息消费者接受那些挑战其根深蒂固信念的信息至关重要。但据盖洛普调查，只有32%的美国人对传统媒体机构“非常信任”或“比较信任”，这一比例创下历史新低。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也表明许多公民把有用的信息和有害信息一并抛弃了。
与其他商品一样，人们如何消费信息，反映了经济和政治机遇、个人动机以及制度或文化规范。俄亥俄州工资停滞不前的工人，或密歇根州因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而失业的选民，会以符合自身经济处境的方式消费信息。不出所料，他们往往会选择批评全球化以及当前财政和经济政策的信息来源，无论这些来源是否可信。
充足的可靠信息并不足以帮助人们作出明智选择；新闻消费者还需要批判性思维能力。信息很像我们吃的食物：我们需要了解它的成分、生产地点和方式，以及过度消费会产生什么影响。
重建消费者与主流新闻媒体之间的信任关系，可能需要几十年。信息消费者总会有偏见，也会有选择某条信息而非另一条信息的动机。即便如此，我们仍能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让公民懂得如何挑选可信来源，并抵御自身偏见。
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需要时间和练习，因此投资教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一些在海外采用过的模式或许也适用于美国。例如，在乌克兰，IREX近期开展的一项行动动员了图书馆员，努力消除克里姆林宫资助的宣传所造成的有害影响。该项目向1.5万名乌克兰人传授了具体技能，帮助他们避免情绪操纵、核实来源及资质、识别付费内容和仇恨言论，并揭穿虚假视频和照片。
成效令人瞩目：参与者辨别可信新闻与虚假新闻的能力提高了24%。更进一步，他们随后又培训了数百人识别虚假信息，从而扩大了这项行动的整体影响。
只需相对有限的投入，我们就能把这些技能的教学纳入学校课程，作为常规做法。慈善家也可以创建或支持基层组织，与公民合作，增强他们批判性地消费信息的能力。
准确的信息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民主不可或缺。即使在美国，我们也不能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假新闻正是这样得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