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将收入不平等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称，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已达到1928年以来未见的水平。2013年，收入最高的1%家庭获得了近22.5%的收入，而收入最低的90%所占份额首次低于50%。
一个公开承认问题存在的政府，却几乎没有采取行动加以解决，这一点令人惊讶。我们的北美 调查 受访者将不平等加剧列为他们最担忧的问题，其次是地缘政治变化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挑战。
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肯佩认同，不平等削弱了美国作为他国效仿榜样的地位。矛盾的是，世界所钦佩的创新与创业精神，正是财富大量产生的原因。
肯佩表示，全球化和数字经济增强了人们的创收能力，因此解决差距的最佳方式是通过培训和教育，让更多人获得这些机会。
谈到税收政策，肯佩表示，只有通过教育和培训来应对，不平等加剧的趋势才有可能逆转：“如果我们利用税收收入来解决教育不足和培训不充分的问题，就能取得成功。然而，如果目标只是惩罚极其富有的人，增加税收可能会杀死那只下金蛋的鹅，”他补充道。“让我们赋予人们技能，使他们进入中产阶级和中上阶层。政府干预应当提升适用于现代经济的技能，包括数学和科学。”
根据今年的 调查，88%的受访者认为，未来18个月内不太可能制定出应对不平等问题的实质性策略。肯佩认为，美国的“政治失灵”——国会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两极分化——使美国建制派难以就移民改革和气候变化等关键但具争议的问题达成共识。
尽管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度达到98%，但只有50%的共和党人表示，有确凿证据表明气温正在上升。在茶党共和党人中，共识度更低，只有40%的人认为全球变暖正在发生。
不过，肯佩认为，在气候问题上已有足够共识，可以推动进展——但与其更多依靠联合国，不如在二十国集团（G20）层面推进。“联合国能做的有限。它们可以设定目标，但如果没有政策、技术和资金，目标就会沦为掩盖缺乏行动的遮羞布。技术和资金对于实现目标至关重要，因此，在占全球排放量四分之三以上的G20成员之间进行谈判，可能比在联合国的192个成员之间更有效。”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对一系列全球事件的谨慎回应，包括极端主义在中东蔓延以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疑问。肯佩担心，美国选择抽身的诱惑十分危险。尽管这种做法会迎合许多美国公众的意见，却会留下权力真空，而这个真空要么会被不那么仁善的行为者填补，要么会陷入混乱。
肯佩认为，奥巴马承认乌克兰危机和“伊斯兰国”的扩张需要全球协同应对，这一事实是积极的。“美国认识到有必要继续参与，这是个好兆头；但我们是否具备所需的政治意愿，去应对那些一两年内无法解决、影响一代人的挑战？”
《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报告》 现已上线。
本文为世界经济论坛 《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报告》撰写，内容依据对弗雷德里克·肯佩的采访。
作者：弗雷德里克·肯佩，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图片：2013年3月3日，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昔日繁荣的布拉什公园社区，一栋空置且木板封窗的房屋映入眼帘，背景是底特律市中心的天际线。路透社/丽贝卡·库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