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60年代刚独立的非洲国家，沿教育阶梯向上攀登，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也随之加剧。
在主要城市和经济产出最高的地区长大的人，往往最有机会上大学。
如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中，越来越多的是在主要多民族城市出生并长大的人。
20世纪60年代，许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继承了正规教育成就方面的地区和族群不平等。这些新国家将不同民族和宗教社区组成的次国家级地区纳入同一国界之内。各地区接触传教活动的程度各不相同；传教活动是正规西式教育传播的主要途径，发生于殖民时期。
沿教育阶梯向上攀登，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也随之加剧。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极为有限，且分布高度不均。
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决定了哪些人能够在社会中担任一些最重要的职位，政界人士十分关注高等教育如何普及。在这样的背景下，独立后大学入学机会方面的地区不平等是如何演变的？
近期有多篇论文指出，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存在显著的社会不平等，当今非洲国家也不例外，但探讨这类不平等如何以及为何随时间变化的研究寥寥无几。
在一篇近期论文中，我因此追溯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博茨瓦纳、加纳、肯尼亚、马拉维、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这七个非洲国家大学毕业生的地区来源。我为每个国家构建了地区不平等指标，并考察了影响这一不平等趋势的一些因素。
结果显示，独立后的前二十年里，地区不平等有所下降。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些国家的地区不平等停滞不前或有所加剧。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是主要大都市不断拉开差距，导致大学入学机会日益偏向城市。
我使用了近期人口普查数据，其中包含人们的出生地和受教育程度信息。我根据各国的行政区划，按出生所在的区或省对人们进行分组。例如，在加纳，人们按该国的十个地区分组；在肯尼亚，则按该国现有的47个郡分组。
我按年龄段对人们进行分组，并假设大多数人是在20岁左右上大学，由此追溯大学教育的地区分布如何随时间变化。
起步缓慢
在这些前英国殖民地，大学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殖民统治末期，上大学的人口占比极低。
独立前后，肯尼亚约有400名大学生（1961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则各有300名（1963年）。这些稀缺的教育机会在地区间分布不均。在主要城市和经济产出最高的地区（尤其是经济作物种植区和矿区）长大的人，往往最有机会上大学。
这一历史遗产延续至今。平均而言，20世纪60年代大学受教育程度高于平均水平的地区，如今大学入学率仍然较高。
入学机会的变化趋势
不过，情况并非一片黯淡。独立后的最初几十年，各国内部一些表现较弱的地区有所追赶。七国各自的地区不平等趋势表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大多数国家的不平等有所下降。在这一时期，大学生人数增长相当迅速。学生助学金十分慷慨，各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努力确保地区均衡。
20世纪8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陷入财政困境。各国政府难以为以公立为主的大学体系提供资金。在此期间，大学扩张速度放缓，入学竞争日益激烈。大学入学率在地区间趋同的时期就此结束，大学入学机会方面的地区不平等再次开始加剧。
我的分析发现，越来越多最有条件进入竞争激烈的大学体系的学生，出生在收入更高、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主要城市。排除首都后衡量地区不平等，结果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区不平等没有增长或只略有增长。这表明，不平等的大部分增幅是由首都地区推动的。
20世纪9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再次改革大学体系，开始收取或提高学费，也允许更多私立大学设立。这增加了能够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人数，并使大学入学人数迅速上升。但从现有数据看，大学入学机会方面的地区不平等仍处于高位，或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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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于城市
入学机会不平等持续加剧有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很难由政策制定者加以解决。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重点研究国家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比例相当高。这些迁移人口在大学学历者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因此，大学毕业生日益集中在城市。大学生往往是高学历人群的子女，而他们的子女也更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这使高技能人才进一步集中。
稍令人宽慰的是，由于城市通常具有多民族特点，日益扩大的城市偏向似乎并未导致大学教育中的族群不平等显著加剧。在三个国家（加纳、马拉维和乌干达），人口普查还询问了受访者的族群身份。我利用受访者自我报告的族群身份，按出生队列衡量族群不平等。与地区层面相比，我发现族群层面的不平等增长要小得多。
由于人口迁移是造成地区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除非主要城市中心以外的地区出现更多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否则这一趋势很可能持续。这意味着，非洲教育成就最高者的面貌正在改变。20世纪70年代，大学学历者中的精英群体规模很小，多数人来自农村或小城镇；如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中，越来越多的是在主要多民族城市出生并长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