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父母一直为如何最好地养育子女而苦恼。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当时的专家都极力主张严加管教。《圣经》写道：“不舍得用杖打儿子的，是恨他；爱他的，必时常管教他”（《箴言》13:24），而 Plumb (1975) 指出：“在1770年之前的‘二百条育儿建议’中，只有三条未建议父亲殴打子女”。直到20世纪，教育改革者（如玛丽亚·蒙台梭利）的观点才广为流传，并在1960和1970年代的反权威教育热潮中达到顶峰。然而，近来潮流又开始逆转。
2011年，蔡美儿（Amy Chua）出版的著作《虎妈战歌》引发激烈争论，书中主张一种严格、以规则为导向的育儿模式。尽管蔡美儿所倡导的方法引发了诸多分歧，“虎妈”式育儿仍是受过良好教育阶层中一股更广泛趋势的一部分：育儿投入更多、更耗费时间。时间使用调查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在育儿上花费的时间较一代人以前大幅增加（尽管女性在工作上的时间也有所增加；参见 Ramey and Ramey 2010），而“直升机式育儿”一词（指焦虑的父母永久性地在子女身边盘旋，引导和保护他们）已广为流传。
发展心理学中的养育风格
在发展心理学中，父母在养育子女时采用的总体策略被称为“养育风格”。始于 Baumrind (1967)的开创性研究，三种主要养育风格的区分已逐渐确立：专制型、权威型和放任型。
顾名思义，专制型风格是指父母要求子女绝对服从并进行严格控制的风格，这种风格通常与体罚相关。相反，放任型父母采取不干预的态度，让子女自行做选择。权威型风格则是父母试图影响子女的选择，但其方式是通过说理及塑造子女的价值观，而非通过命令和管教。
养育风格的经济学解释
关于育儿的大量通俗文献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父母不知道如何最好地养育子女，因此需要接受教育以采用最佳方法。从这一视角看，当父母采用“错误”的养育风格时，是由于缺乏信息而犯了错误。
在我们自己关于养育风格的研究中（Doepke and Zilibotti 2014），我们采取了一条不同的路径，即基于人类行为的经济学方法。我们认为，父母总体上了解不同养育策略的利弊，他们对养育风格的选择是由激励驱动的。在此方法下，研究任务不是告诉父母应该做什么，而是理解驱动父母实际行为的经济激励。
在我们的理论中，父母对子女既有利他情感，也有家长式情感。虽然父母通常关心子女的福祉（利他主义），但他们也可能不认同子女所做的某些选择（家长式作风）。例如，父母与子女对最优风险承受水平往往有不同看法（比如在交通或尝试娱乐性毒品方面）。因此，父母有激励去试图影响子女的人生选择。
有两种策略可用于影响子女。
第一，父母可以使用强制手段，即禁止某些行为或将特定选择强加给子女。这种做法对应专制型养育风格。
第二，父母可以使用说服手段，即试图塑造子女的价值观和偏好，使子女自主做出父母所期望的选择。
例如，父母可能在子女心中灌输强烈的职业道德，或让其厌恶娱乐性毒品。这种做法等同于权威型养育。
第三种选择是，父母完全不对子女施加影响，让他们自行选择，这便是放任型养育风格。
在我们的理论中，放任型养育并非忽视，而是一种养育策略：父母尊重子女的选择，即便这些选择不符合父母的期望。
不同养育风格的成本与收益
从父母的角度看，采用旨在控制子女行为的强化养育风格（专制型和权威型）是有成本的。其中一些成本是直接的（用于管束子女或向其灌输恰当价值观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另一些则是间接的（父母关心子女，并会考虑到强势教育给孩子带来的痛苦）。因此，经济学养育风格理论的首要预测是：只有在回报足够高时，父母才愿意承担强化养育的成本。那么，强化养育的回报究竟是什么？
强化养育（专制型或权威型）的好处在于，子女更可能做出父母认为恰当的选择。因此，其回报取决于利害关系，即从父母的角度看，子女做出“正确”或“错误”选择的重要程度。
以青少年的风险行为为例，一个重要因素是环境的危险程度，即青少年因采取危险行为而陷入麻烦的可能性。在一个以帮派、暴力和毒品泛滥为特征的城市社区里，选错道路或结交损友可能毁掉孩子的一生；意识到利害攸关，忧心的父母可能会进行强力干预（或者选择搬到另一个社区）。相比之下，在缺乏此类诱惑的安全乡村地区，父母更容易负担得起较为宽松的态度。
教育回报与不平等的作用
尽管许多父母担心青少年的违规风险，但我们认为，青少年时期在教育和工作上付出努力的回报甚至更为重要。父母与子女之间一个看似普遍存在的分歧，是为学业和未来职业而努力用功，与和朋友玩乐及其他即时享受之间的权衡。很少有父母希望孩子为了一时享乐而频繁荒废作业。
这一冲突可以解释为时间偏好的差异：相比孩子本人，父母更担心子女行为的长期后果（例如学习功课）。因此，许多父母会推动子女更加努力，或通过“禁足”（即不允许子女与朋友相处）等强制手段，或通过持续灌输强烈的职业道德和追求成功的观念。
强迫子女更努力的回报在于，他们日后更有可能取得成功。这一点对父母有多重要，关键取决于经济不平等程度，尤其是教育回报。在一个教育和努力得到高度回报、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境况艰难的经济体中，父母会极有动力严格要求子女。
因此，我们预期经济不平等与强化养育风格（专制型和权威型）相关。
相反，在一个不平等程度较低、艺术家和辍学者收入仅略低于医生和工程师的经济体中，父母可以更加放松，放任型养育应当更为普遍。
关于强化养育与放任养育的跨国证据
在我们的研究中，跨国养育风格数据与养育风格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联系这一预测相一致。养育风格可以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来衡量，该调查询问人们认为哪些态度或价值观在子女教育中最为重要。在此，将“想象力”和“独立性”视为培养子女时的重要价值，将对应更为放任的养育风格，而专制型和权威型父母则更可能坚持“勤奋工作”的重要性。
图1至图3显示了这些价值观（即在某一国家认为该价值观重要的父母比例）与收入不平等指标（即基尼系数，数值越高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之间的关联。正如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在经合组织经济体中，不平等程度较高国家的父母更重视勤奋工作，而认为想象力和独立性不那么重要。相反，斯堪的纳维亚父母强调想象力和独立性的价值，这与一种普遍观察相符：在这些国家，子女比南欧和美国的同龄人享有更多的自由空间。
这一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同样成立。以图4为例，将中国纳入图中，中国是经济不平等显著的国家。正如理论所预测的，在中国，父母几乎普遍强调勤奋工作的重要性。
图1。 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与经合组织国家培养子女时强调“想象力”的重要性之间的关系
图2。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与经合组织国家培养子女时强调“独立性”的重要性之间的关系
图3。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与经合组织国家培养子女时强调“勤奋工作”的重要性之间的关系
图4。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与经合组织国家及中国培养子女时强调“勤奋工作”的重要性之间的关系
权威型养育的兴起
关于西方国家近期强化养育风格的兴起（“虎妈”、“直升机父母”等），我们的理论提供了直接的解释。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反权威、放任型养育风格达到其流行的顶峰时，经济不平等也处于历史最低水平。鉴于教育回报较低，父母几乎没有理由付出巨大努力推动子女。相比之下，过去30年间，不平等持续加剧，同时教育回报不断提升。未能完成学业的孩子已无法指望获得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因此父母加倍努力，以确保子女成功。
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何在强化养育策略中，现代父母日益依赖权威型风格的隐性灌输方法，而非专制型父母的命令与控制方式。尽管“虎妈”的方法（兼具专制型和权威型元素）另当别论，但以大量体罚为特征的传统专制型养育，在许多国家正变得越来越少见。
从经济学角度看，权威型方法的优势在于，子女一旦被成功灌输，便无需再受监督即可做出正确之事，他们会自行实现父母所偏好的选择。因此，当监督困难或不可能时，权威型养育比专制型风格更具吸引力。我们认为，专制型风格正在衰落，因为子女独立性的经济回报已经上升。如今，教育的关键阶段通常是大学或研究生阶段，而非小学或中学。一旦子女进入大学，便不再受父母直接控制，只有在已被灌输恰当价值观（如重视勤奋工作和学业成功）的情况下，他们才能成功。
养育的未来
鉴于高等教育的普及不太可能逆转，我们的理论预测专制型养育将延续其当前的衰落趋势；重回《圣经》所倡导的严厉方法的可能性不大。关于放任型与权威型养育，关键在于教育回报的演变。如果不平等加剧的趋势持续下去，当前时代将标志着一种持续趋势的开始，即育儿日益强势。另一方面，如果当今的不平等趋势被证明只是反常现象，我们回到20世纪70年代那种不平等较小的时代，未来的孩子（及其父母）将再次能够享受轻松的童年。
本文与合作方 VoxEU
作者：Matthias Doepke是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CEPR的研究员。Fabrizio Zilibotti曾任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苏黎世大学宏观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并担任瑞银经济与社会中心的科学总监。
图片：十个月大的Leonard Rixom与弟弟Benjamin（2岁）以及父母Veronika和Barry，于2012年11月8日在慕尼黑附近的Ismaning家中客厅里玩耍。REUTERS/Michaela Reh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