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西方社会，政治语言是自由主义的语言，个人处于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核心。自由主义承认并推崇个人选择，因为它把个人置于集体之上。这为社会带来了一种新的自由模式，以及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其中宗教不再占据如此崇高的地位。
民主统治的兴起、公民社会的概念、对各种人权（包括性别与性权利）的承认，都是这一新的政治与道德意识的组成部分。在此，社会强调尊严与民主是人类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尽管这些概念在含义与范围上仍存在争议。在世界各地，人权话语（包括其通过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体现的国际维度）已深入人心，并塑造了全球政治与法律。
如果说人权话语在文化上显得现代，那么宗教话语（常指向超越尘世权利斗争的世界）则显得非现代。这意味着，宗教在其全部多样性中，即便在社会层面往往有其位置，却不总能在宪法与政治层面找到有意义的位置。然而，我们也生活在移民社群日益增长的世界里，各种宗教无处不在，而这些社群往往受制于大体上世俗的政权。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大规模移民和全球化，宗教信仰并未随之衰落，尽管传统的神职结构与等级制度已逐渐被侵蚀。
事实上，宗教传统在近来经历了最为剧烈的转变，以适应已经改变的世界，由此涌现出多元而边缘的声音。许多人主张，现代的平等与正义观念早已存在于其经典之中，实际上是政治与父权制否认了人们应有的完整尊严与道德能动性。另一些人则认为，人的首要且根本的义务在于上帝的永恒律法，而现代人权只是文化相对的观念，仅假装具有普遍有效性。人们对其宗教及其理想的理解各不相同。关于宗教与人权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唯一的理解。
但如果人权被认为比宗教戒律更为重要，那么宗教信仰在公共生活中的位置又在哪里？宗教既体现于实践，也体现于思想。说我们的宗教信念不得损害政治框架或社会的更大利益，是一回事；而主张人权的普遍规范不应为宗教良心留有任何空间，则是另一回事。然而，这恰恰正在世界许多地方发生，那里的宗教群体感到自己的声音正被压制或被忽视。
当人们对宗教的定义各不相同，对同一信仰的实践方式也各不相同时，国家能否保护宗教自由？在宗教的各种表现形式中，宗教生活能否真的始终受到法律保护？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一问题，都必须谨慎，不要使宗教与人权之间的辩论走向两极化。
就现代政治运用权利话语的程度而言，意识形态原则是其核心。正如人类学家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所言，“公民权利与人权并非仅仅是中立的法律事实，它们是高度道德化的价值，被不断援引以指导和批评现代政治。”在世界许多存在贫困、不平等、暴力和屈辱的地方，人权是一种斗争，也是一种渴望。因此，在我看来，如果宗教想讲述一个不同于国家所讲述的故事，它就不能将人权视为可有可无或无关紧要的东西。宗教伦理必须与基于权利的话语相互补充，而非相互冲突，并以一种有意义、而不仅仅是具有权威性的语言来表达。只有这样，宗教才会以有力而公正的方式作为一种公共利益浮现出来，而不只是私人的热情。
作者：Mona Siddiqui 是爱丁堡大学伊斯兰教与宗教间研究教授，并担任世界经济论坛 信仰角色全球议程委员会副主席。
图片：一名儿童在萨尔瓦多一座教堂里看着蜡烛。REUTERS/Roberto Escob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