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 Azim Premji Foundation的Anurag Behar近期在livemint发表的专栏文章 的回应。在该文中，他认为评估并非教育体系改善的首要系统性杠杆，评估应继续作为向课堂教师提供反馈的工具。有趣的是，Behar并未提及印度的 Annual Status of Education Report (ASER)。ASER已经存在了十年，其依托一个简单而有力的理念：家长、社区、更广泛的民间社会以及政策制定者此前并未充分掌握公立学校所提供的学习水平信息。这并不令人意外：在各国政府的社会支出受到严格审视、援助资金流动承压的时代， 测试与评估已在许多国家受到青睐 ，遍及整个发展中世界。它还帮助民间社会向教育体系（无论公立还是私立）施压，促使其关注学习成果，超越对投入（教室、教师、教科书、校服等）的高度局限性执念。需要明确的是，该观点并非主张可以忽视高质量投入的必要性。事实上，那样做是愚蠢的。然而，现已有大量证据表明， 仅靠投入本身，并不能带来学校教育成果的改善。因此，必须着力完善问责机制。要落实问责，首先必须设定绩效标准。在我们的学校中，最应重要的绩效标准是儿童在校学到了什么。这些学习成果不必局限于阅读和算术，但归根结底，我们的教育体系必须能够为儿童在校应学习的内容设定与年级相符的衡量标准，并且必须就这些学习成果的实现情况承担问责。在其专栏中，Anurag Behar以测量人群中个体体温为例，说明为改善状况而设置激励措施，并不会带来全人群健康结果的改善。一个在校多年仍未学习的儿童，不仅仅是在发烧。他/她正逐渐滑向低生产力的生活，并将终生受其所困。若政策制定者仍未意识到我们相当一部分人口所陷入的这种逐步滑落，他们将无法采取应对这一危机所需的适当措施。评估反映的是我们学校所提供教育的质量。当然，人们可以就如何把评估做对（包括问题的设计方式和施测方式）展开争论。这如同人们可以主张需要完善衡量健康结果的机制，但不会因此认为婴儿死亡率等关键指标无需测量，或无需用于指导政策制定者。反对评估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评估过于简化。运行一个有效的学校体系所涉及的复杂性，无人不知。要实现教师在教室中向学生授课的场景，必须考虑入学机会、适合儿童的学校结构、教师招聘、培训、派遣与激励、设备经费等问题。复杂系统需要灵活的实施模式，这恰恰与我们那种不透明、由官僚主导的僵化体系相反。通过运用评估并将重心转向学习成果，可允许地方行政单位制定自身策略，以改善本地区的学校教育。这是迈向一种体系的一步：在该体系中，学校将可决定如何使用国家经费，而其拨款取决于能否实现学习成果，即一种辅以多重监督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学校拨款模式。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教育部门在与有组织的公务员编制教师的问责问题上面临严重危机。这一问题无法仅靠额外的教师培训来克服。研究表明，孤立的教师培训或再培训干预并不能带来绩效提升。此外，印度公立学校的教师已处于全国收入分布的较高五分位数之列。也确有令人欣慰的故事：一些教师在重重困难之下，仍竭尽所能为学生服务。然而，若谈论公立学校的普通教师，情况并非如此。这一危机需要从多个层面加以应对：既要在运行教育体系的官僚体制中强化纵向问责，也要为社区和有组织的民间社会提供工具，使其能够要求学校承担责任。能够生成学生个体层面学习成果测量数据的评估，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有人认为，ASER在其推动以评估生成的证据服务教育部门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学习成果持续下降，这表明ASER已经失败。这是一项严重指控，类似ASER和 Uwezo 这样的机构需要予以回应。然而，必须指出，在缺乏反事实对照的情况下，这一结论无法直接得出。ASER和Uwezo调查也是在各国采取保障免费义务小学教育的政策、入学人数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开展的。但即便我们接受这一指控，评估与测试仍需持续开展，并且确实需要加以强化。在政策层面，后续行动应体现为采取措施提高其被采用的程度，即思考如何汇聚民间社会与地方执行者，共同采取切实措施，改善我们学校的学习状况。教育体系是复杂的。在印度，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州层面，挑战的规模都可能令人望而生畏。然而，重要的是不要混淆目标与手段。评估并非推动系统性变革的首要杠杆，但它无疑是推动真正杠杆、减轻我们低绩效教育体系负担所需努力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本文与 The World Bank’s People, Spaces, Deliberation Blog合作刊发。刊登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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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uvojit Chattopadhyay是一名发展领域专业人士，关注治理与发展实践议题。
图片：学生在斯特拉斯堡的法国 Louis Pasteur Lycee 中学参加考试。路透社/Vincent Kess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