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企业中，董事会层面设有劳方代表的公司，往往比同类企业积累更多资本。这一发现否定了一种观点，即劳方代表会“挟持”管理层以换取更高工资，而高工资会以牺牲投资支出为代价。“总体而言，共同治理似乎并未降低股东利润……或……削弱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Simon Jäger、Benjamin Schoefer和Jörg Heining在《董事会中的劳动力》（NBER工作论文第26519号）一文中得出上述结论。
研究人员考察了1994年德国的一项公司治理改革。该改革允许新设立、员工人数不足500人的公司，不再沿袭长期以来监事会中三分之一席位由劳方代表担任的传统（这是一种共同治理形式，即共同决定制）。监事会负责监督执行董事会并决定其薪酬，执行董事会负责日常运营，监事会还参与重大财务决策。改革前已成立且已设有劳方代表的公司须继续保留这一安排。研究人员将改革前两年内成立的公司与改革后两年内成立的公司进行了比较。
两者差异明显：与未设劳方代表的董事会相比，设有劳方代表的董事会中女性成员的比例更高，而拥有贵族头衔的董事会成员比例则有所下降。无论公司是否设有共同董事会代表，其存续率均未受到影响。
研究人员并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劳方代表会减少所有者对企业的投资，也不会降低利润。事实上，实行共同治理的公司，其资本存量比监事会中没有员工代表的公司高出40%至50%。资本存量的增加并未与就业减少相关；相反，企业内部生产的销售额份额平均增长了12%。
即便员工人数略有增加，固定资本的增长仍使设有共同董事会代表的公司的资本与劳动力比率更高。资本份额大幅上升了8个百分点。
那工资又如何呢？租金攫取理论认为，如果劳方在董事会中获得更大权力，就会以工资的形式为自己攫取更多利益。但研究人员发现，设有共同董事会代表的公司，其工资仅比其他公司略高，总体而言，他们无法区分两者的差异。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在工资谈判中，共同董事会代表制企业的员工要么并未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要么并未行使这种能力。对两类公司的估算均表明，每名员工的增加值提高20%，员工工资仅会提高约2%。
研究人员还探讨了这些结果背后可能存在的各种机制。一种解释是，当劳方获得董事会代表权时，他们可能会推动增加资本投资，因为他们将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与工作保障联系在一起。另一种解释是，劳资之间定期沟通机制的制度化，可能促进更多合作，从而带来更多长期投资，且双方或都会从中受益。
研究人员还讨论了其他解释：增加的投资可能违背股东意愿，并可能降低而非提高经济效率。例如，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串通可能使现金流留在公司内部，并被用于“帝国建设”。虽然研究人员未发现利润下降的证据，但他们指出，数据集未包括股息分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