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末，当全球经济显然正走向一场至少与引发大萧条的危机同样危险的崩溃时，我感到担忧，但也抱有希望。毕竟，我们以前经历过这种情况，而且也有减轻损失的范例；遗憾的是，决策者把它束之高阁。
大萧条开始后的三年半里，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的首要任务是平衡预算，试图恢复企业信心——但最终未能如愿。1933年，新当选的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改变了方向，采取了一项简单却激进的策略：凡是可能提振需求、增加产出或减少失业的办法，都试一试，然后继续采用行之有效的措施。
罗斯福放弃了平衡预算的努力，增加货币供应，并开始实行赤字开支。他让美国脱离金本位制，让政府直接雇用工人，并向面临失去住房风险的人提供贷款担保。他对石油行业实行卡特尔化，并推行积极的反垄断政策以拆分垄断企业。
诚然，罗斯福的新政有时彼此矛盾，其中相当一些政策适得其反。但通过尝试一切办法，并扩大最成功政策的实施规模，罗斯福最终得以扭转经济局势。
因此，2008年末，前进的道路似乎显而易见：为银行补充资本、提供贷款担保、利用政府支持的住房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解决资不抵债的抵押贷款，将短期利率降至零，并通过量化宽松防止通缩或危险的低通胀，同时接受赤字开支。此后，随着事态发展，我们会加强那些似乎见效的政策，并逐步取消那些似乎无效或适得其反的政策。
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相反，每项提议都遭到了各自的反对。有人担心，为银行补充资本会奖赏那些正是造成问题的机构。另一些人忧虑，解决资不抵债的抵押贷款会奖赏不负责任的借款人。还有人对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表示担忧。也有人支持一组政策（比如解决资不抵债的抵押贷款并为银行补充资本），却反对所有其他政策（例如赤字开支和提高通胀预期）。
六年过去，经济仍未完全复苏，问题依然存在。在《华尔街日报》圣诞节当天刊发的一篇文章中，一向睿智的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提出了一套旨在刺激需求的政策，包括提高投资税收抵免，并将企业税负转移到支出较少的公司身上。
费尔德斯坦的想法很有希望；按照大萧条带来的教训，确实值得一试。问题在于围绕这些提议的言辞。文章标题《美联储与危险的不必要调情》之后，紧接着是警告称量化宽松可能“增加金融不稳定的风险”。费尔德斯坦没有直接为自己的政策背书，而是将其描述为其他做法的“安全而有效的替代方案”。他认为，他提出的并非箭袋中增加的一支箭，而是要取代“增加预算赤字和国债的传统凯恩斯主义政策”。
结果是，费尔德斯坦为解决我们的经济困境所作的贡献，充其量适得其反。尽管他大概希望自己的评论能提高其偏好政策获采纳的可能性，但在现实世界中，更可能产生的效果是削弱对现行政策的支持，却无法凝聚起一个能够实施有效替代方案的联盟。
如果不指出我有时也曾是问题的一部分，那就有失公允。回顾自己自2008年以来写过的所有内容，我发现自己有时也过于急于推销偏爱的方案，而牺牲了其他方案。
在决策者继续寻找走出持续低迷的道路之际，谨记罗斯福带领美国走出一场极为相似的危机之前说过的话，将是明智之举。1932年，他说：“国家需要……并且要求大胆、持续地进行试验。选一种方法试试看。如果失败，就坦率承认，再试另一种。但最重要的是，试点什么。”
本文由 Project Syndicate 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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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 Bradford DeLong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副职。
图片：2013年5月8日，一块华尔街街道标牌悬挂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前。路透社/卢卡斯·杰克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