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瑞典政治大体遵循稳定的规则和可预测的模式;但近几周来,它已进入未知领域。政府垮台、不得不在执政仅两个月后宣布举行新选举,这令许多人震惊。毕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几年里,瑞典一直是欧洲少有的成功典范。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政府垮台的直接原因是,议会否决了中左翼联合政府提出的预算,转而支持由中右翼联盟党派提交的预算;这些党派组成了上一届政府。由于极右翼瑞典民主党(SD)突然决定支持联盟党的预算方案,政府未能通过首份预算,因此不能若无其事地继续执政。
这一事件的背景是9月举行的选举。执政八年的四党联盟在选举中落败(我曾在其执政期间担任外交部长)。联盟政府普遍被认为政绩不俗;但在政坛,八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倒也不奇怪。不过,联盟党确实落败了,但主要反对党瑞典社会民主党及其左翼盟友并未获胜。事实上,议会中的三个左翼政党所获普选票份额略低于它们在2010年选举中的份额。最大的赢家是民粹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SD),其得票份额翻了一番,超过13%。由于没有其他政党愿意与SD合作,唯一可行的选择便是组建少数派政府。
诚然,仅获得38%议员支持的社民党—绿党联合政府注定难以稳固。但如果政府没有迅速大幅转向左翼,与前共产党左翼党达成预算及其他协议,局面原本可能维持下去。这一策略注定了政府的命运,只是结局来得比预期更早,也更具戏剧性。
但瑞典当前的政治困局也植根于更长期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欧洲更广泛的趋势。其中之一是曾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的结构性衰落。几十年来,该党得票率低于45%的选举都会被视为灾难。如今,社会民主党的民众支持率徘徊在约30%,而最近两次选举的结果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差的。
另一趋势是民粹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的崛起。直到2010年,瑞典似乎还不受丹麦、挪威和芬兰等国极右翼政党崛起的影响。然而从那以后,瑞典民主党从根本上改变了该国的政治格局。
反移民情绪是其中一个因素,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瑞典公众对移民的态度已变得友好得多。对一些人来说,移民已成为社会偏离正轨的象征。另一些人则认为,过去几年移民人数实在太多。
事实上,人数确实很多——与土耳其这样的国家相比并非如此,但相对于其他欧盟国家,确实如此。瑞典和德国接收的移民人数远高于其他国家,而德国的规模近乎瑞典的十倍。
我们接纳难民的传统并非始于今日。20世纪40年代有人从波罗的海国家来到瑞典,1956年有人来自匈牙利,1973年政变后有人来自智利,1979年革命后又有人来自伊朗。几十年来,瑞典工业一直依赖移民劳工。
在20世纪90年代的波斯尼亚战争期间,瑞典敞开大门,接纳了约10万人——无论何时这都是一项挑战,更何况当时正值严重经济危机。但最终结果依然良好:波斯尼亚移民的境况大致与接纳他们的瑞典人相当,他们也丰富了我们的社会。
进入新世纪后,难民越来越多地来自中东和非洲之角。如今,瑞典人口中有1%来自伊朗,近2%来自伊拉克。事实上,伊拉克战争后,小城南泰利耶接收的伊拉克难民比美国还多。
从人数来看,瑞典的移民融入情况远好于预期。但问题依然存在。相较于许多其他国家,瑞典劳动力市场有时相当严格的制度和稳定的结构阻碍了融入。如今移民人数再次增加,这既反映了中东及其他地区长期动荡,也反映了欧洲周边日益动荡且危险的局势,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修正主义和军事扩张所致。
就提供冲突地区援助而言,瑞典已是人道主义超级大国,当然不会关上大门。但其他欧洲国家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当局也必须采取更多措施促进融入。
尤其必须保持过去几年创造就业岗位的步伐。尽管过去二十年经济表现成功,尤其是2008年危机以来,工业仍在萎缩,结构性问题也开始显现。人口老龄化将使我们引以为傲的福利国家承受压力。事实上,在这一点上,移民更多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非问题的一部分。
无法保证3月的选举能够化解瑞典的政治危机,尤其是如果瑞典民主党再次表现出色的话。瑞典从未尝试过德国式的大联合政府;奥地利的经验则表明,这可能会助长极端主义者的气焰。但瑞典或许需要营造更具合作精神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下,关键问题将是社会民主党能否与其更偏左的盟友决裂。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布。发布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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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尔·比尔特于2006年至2014年10月担任瑞典外交部长,并于1991年至1994年担任首相,在任期间他就瑞典加入欧盟进行了谈判。
图片:2014年12月3日,斯德哥尔摩瑞典议会就政府预算提案展开辩论期间的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