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跨境资本流动仅为2007年水平的40%（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3）。尽管所有主要类别的资金流动都出现了逆转（Forbes 和 Warnock，2012），但活动降幅最大的是跨境发放或由当地分支机构发放的国际银行贷款（Milesi-Ferretti 和 Tille，2011）；这一事实显著推动了实体经济收缩（Cetorelli 和 Goldberg，2011、2012）。在一篇近期的 CEPR 论文中，我们借助事后观察，记录了国际银行业务的动态，并表明：银行业一体化的持续推进仅在欧元区国家作为资金来源国或目的地国时发生了逆转（Bouvatier 和 Delatte，2014）。在世界其他地区，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银行业务的下降完全是由暂时性摩擦造成的。与欧元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的结果表明，世界其他地区的银行业一体化实际上有所加强。
下图1绘出了国际清算银行报告的14个国家银行对196个伙伴国的合并双边对外债权变化（实线）。虚线和点线绘出相同数据，并按报告国银行是否来自欧元区进行分类。
图1：合并对外债权，1995—2012年
来源：作者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计算。
毫无疑问，全球金融危机给国际银行业造成了沉重打击——2008年，实线大幅下跌，此后一直维持在这一较低水平。然而，总体情况掩盖了两种相反的走势。非欧元区国家报告的国际银行业务在2007年受到重创，但自2008年以来迅速恢复（虚线）。相比之下，欧元区银行的业务持续下降（点线）。值得注意的是，虚线在危机前的斜率比危机后更陡，这意味着银行业务增速已经放缓。总之，原始统计数据显示，欧洲银行大幅收缩，而世界其他地区的业务只是暂时中断，并缓慢复苏。
解释欧元区内外银行业一体化走势的分化
这种异质性局面能否完全归因于欧元区内外截然不同的经济环境？事实上，欧洲国家自2008年以来先后经历了一系列危机，而欧元区如今是少数尚未复苏的地区之一。在此前十年里，制度联系的增强无疑加快了欧元区的金融一体化。我们看到的是否是欧洲层面银行业一体化大幅加速后的修正？欧洲的情况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如何？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计算了一项国际银行业一体化指标，并控制影响银行业务的摩擦和时变因素。
事实上，近期实证研究表明，双边金融头寸会随着双方经济规模及其制度联系的增强而按比例上升，并会随着摩擦而下降；这些摩擦包括代理问题，以及以伙伴国之间地理距离作为替代指标的信息不对称。1 我们将银行业一体化定义为不由这些标准引力因素驱动的国际银行业务变化。我们采用非线性时间趋势来精确捕捉这些变化，并根据资金来源国和目的地国估算四种不同的一体化趋势。为评估所得模式的规模，我们计算了这些趋势在模型中的贡献。换言之，银行业务偏离由标准引力因素所确定基准水平的幅度有多大？我们的估算结果如图2所示。
图2：银行业一体化：超调分析
注：灰色区域表示一个标准误差带。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危机之后，所有涉及欧元区作为资金接受方或来源方的趋势都呈下降态势（图2a、2b和2c），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趋势相反（图2d）。总之，就欧元区而言，银行业一体化进程已明确停止。其次，我们发现只有欧元区银行正在经历去一体化进程（图2a和2b中的曲线位于横轴下方）。反过来，我们发现，报告国中非欧元区银行对欧元区的风险敞口恰好处于基准水平（图2c）。换言之，非欧元区银行在欧元区的一体化程度有所下降，但这是对危机前20%超调的修正，并非大幅收缩。相比之下，欧元区银行大幅削减了其在欧元区内外的国际风险敞口——2012年，欧元区报告银行对非欧元区伙伴和欧元区伙伴的国际银行业一体化水平分别低于基准水平33%和37%。总之，欧洲央行金融一体化指数 SYNFINT 所记录的欧元区内部银行业碎片化（欧洲央行，2014），只是欧元区银行更广泛去一体化现象的一面。自2008年以来欧元区面临的经济下行不足以解释这种大幅收缩。更重要的是，这一下降并非对先前超调的修正，而是明显的去一体化。最后，图2d绘出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即非欧元区报告银行对欧元区以外地区的风险敞口，凸显出一个惊人的差异——银行业一体化不仅从未下降，反而在危机后的趋势更加陡峭。换言之，2008年观察到的银行业务下降完全是由暂时性摩擦造成的。
结语
最后，我们提出三点评论。第一，欧洲银行业收缩与非欧元区成员国际银行业一体化加速同时发生，这引出了国际银行业务是否从欧元区转移至非欧元区国家的问题。换言之，我们的发现表明，欧洲银行的全球市场份额有所流失。第二，值得检验的是，我们研究所揭示的去一体化是否部分由欧盟委员会为银行获得国家援助所施加的条件驱动。事实上，作为获得国家援助的交换条件，欧盟委员会要求银行缩减规模并专注于国内经济。第三，银行业一体化——单一货币联盟的主要成就之一——竟已消失，这一点令人震惊。若不立即采取政治行动，维持欧元很快将不再带来任何好处。
参考文献
Bouvatier, V 和 A L Delatte（2014），《国际银行业：欧元区的孤立》，CEPR 讨论论文 10264。
Cetorelli, N 和 L S Goldberg（2011），《全球银行与国际冲击传导：来自危机的证据》，《IMF 经济评论》59(1)：41–76。
Cetorelli, N 和 L S Goldberg（2012），《追踪资金：量化大衰退期间外国银行冲击的国内影响》，《美国经济评论》102(3)：213–218。
欧洲央行（2014）， 欧洲金融一体化，4月。
Forbes, K J 和 F E Warnock（2012），《资本流动浪潮：激增、停止、外逃与收缩》，《国际经济学杂志》88(2)：235–251。
Head, K 和 T Mayer（2013），《引力方程：主力工具、工具箱与操作指南》，《国际经济学手册》第4卷。
Milesi-Ferretti, G-M 和 C Tille（2011），《大幅收缩：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国际资本流动》，《经济政策》26(66)：289–346。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3），《金融全球化：退潮还是重置？》，3月。
Portes, R 和 H Rey（2005），《跨境股权流动的决定因素》，《国际经济学杂志》65(2)：269–296。
脚注
[1] Portes 等人（2001）最早将引力方程应用于金融流动。关于引力模型的文献综述，参见 Head 和 Mayer（2013）。
本文与 VoxEU合作发表。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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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Vincent Bouvatier 是巴黎西岱大学南泰尔校区的副教授。Anne-Laure Delatte 是法国科学研究院的终身研究员，也是 OFCE-巴黎政治学院的研究员。
图片：2012年1月21日，位于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ECB）总部前，铺有鹅卵石的人行道上的水坑部分映出了欧元雕塑。路透社/Kai Pfaffenba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