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正在重新思考参与全球贸易的规则。这并非全是坏事；事实上，人们早就应该承认，全球化对发达经济体数百万劳动者造成了颠覆性影响。但新的贸易政策必须建立在清醒认识全球化如何演变的基础上，而不能依赖回顾过去30年的旧有视角。
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诸多益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显示，得益于商品、服务、金融、数据和人员的全球流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比各经济体彼此封闭时高出10%以上——仅2014年就增加了约7.8万亿美元。
联系越紧密的国家，获取的新增价值份额越大。例如，美国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互联度指数中位列195个国家中的第三，表现相当不错。新兴市场经济体也获得了巨大收益，并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为跳板实现快速增长。
然而，尽管全球化缩小了国家间的不平等，却加剧了各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1998年至2008年，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级收入毫无增长，而全球收入分布顶端人群的收入则飙升了近70%。美国的高收入者占全球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一半，因而从全球化中获得了相当大一部分收益。
当然，这一切并非全由全球化造成，甚至主要原因也不是全球化。主要因素是技术变革：它使常规的体力和认知任务实现自动化，同时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并推高其工资）。但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进口竞争和劳动力套利也发挥了作用。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些因素成了选民恐惧和不满情绪更显眼的宣泄对象。
事实上，在受进口竞争冲击最严重的行业和地区，积压多年的不满如今已爆发，推动民粹主义者获得支持，他们承诺要扭转全球化。但发达经济体在重新制定贸易政策时，必须认识到全球化早已开始经历重大结构性转型。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大幅萎缩，银行因应新规而收缩业务。1990年至2007年，全球贸易增速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两倍；自2010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已超过贸易增速。
贸易放缓背后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长期性因素。多年来，投资一直疲软。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这是不太可能逆转的长期趋势。全球供应链的扩张似乎也已触及效率边界。简言之，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很可能会成为新常态。
这并不是说全球化正在退潮。相反，它正日益呈现数字化形态。就在15年前，跨境数字流动几乎不存在；如今，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已超过传统的贸易商品流动。
自2005年以来，跨境数据流量增长了45倍，预计未来五年还将再增长9倍。全球各地的用户可以在碧昂丝最新单曲发布后立即在线收听。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制造商可以通过电商平台阿里巴巴向中国供应商购买零部件。肯尼亚的一名小女孩可以通过可汗学院学习数学。Coursera在线课程的学生中，80%居住在美国以外。
这种新型数字化全球化的知识密集程度高于资本或劳动密集程度。它需要宽带连接，而非航运通道。它降低准入门槛、增强竞争，并改变商业运作规则。
以出口业务为例。过去，缺乏资源去开拓国际市场或处理跨境文书的小企业似乎无缘出口。如今，阿里巴巴和亚马逊等数字平台让小规模创业者也能直接联系世界各地的客户和供应商，转型为“微型跨国企业”。Facebook估计，其平台上的小企业有5000万家，高于2013年的2500万家；这些企业的Facebook粉丝平均有30%来自其他国家。
数字技术为小企业和个人参与全球经济打开了大门，但不能保证有足够多的人会走进这扇门。这需要制定政策，帮助他们把握新的全球市场机遇。
美国已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该协定涉及的许多问题仍需要全球规则。数据本地化要求和保护主义日益抬头，数据隐私与网络安全也令人忧虑。在缺少TPP的情况下，关键在于找到其他途径，为21世纪数字贸易确立新原则，并更加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跨境数据流动和服务贸易。
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必须帮助劳动者掌握技能，以胜任数字经济中的优质岗位。终身学习不能只是一句口号，而必须成为现实。职业中期再培训不仅要面向因外国竞争而失业的人，也要面向那些因自动化持续推进而面临冲击的人。自动化培训项目应能在数月而非数年内传授新技能，并辅以相关项目，在劳动者接受再培训期间为其提供收入支持，并帮助他们迁往生产率更高的工作岗位。
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没有充分回应被全球化落在后面的社区和个人的需求。解决这些需求如今至关重要。有效应对需要制定政策，帮助人们适应当下，并把握数字化全球化下一阶段的未来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