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广为使用的一个说法是“被时代抛下的人”，暗示越来越多人脱离了“工人阶级”，陷入不安全和贫困的境地，而大多数人却一路向前。这个说法被用作对一些人的宽泛概括，这些人支持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及其他地方的民粹主义运动和情绪。
从分析角度看，这一概念是单维度的，带有负面色彩。它未能捕捉这个时代的一项重要趋势：不稳定阶层的壮大。这个不断扩大的群体规模早已十分庞大，实际收入停滞甚至下降，同时被推入缺乏保障、不稳定的劳动之中。他们缺乏职业认同，必须承担大量无偿劳动，而且受教育程度高于他们能够获得的工作所要求的水平。“被时代抛下”的说法暗示一种静止状态，具有误导性。
当然，他们确有失落感。例如，不稳定阶层主要只能依靠劳动所得，没有带薪休假、病假、裁员补偿和体面养老金前景等非工资福利。他们的收入波动大、难以预测。“被时代抛下”这一形象无法传达这些情况。
不稳定阶层的公民权利也在不断流失，他们往往直到需要行使这些权利时才意识到这一点。同样，“被时代抛下”这一概念无法捕捉这种情况，因为它让人以为他们只是留有一些权利，而其他人正在获得更多权利。
不稳定阶层正在失去文化权利，因为其中的人觉得自己无法、也并不属于任何能够给予他们稳固身份认同，或团结、互惠与相互扶助感的社群。他们也在失去公民权利，因为获得正当程序和司法公正变得更加困难、成本也更高。福利申请者可能仅凭官员一句话就受到“制裁”，而无从申诉。在美国，许多被控犯罪的低收入者因无力承担审判费用，选择承认较轻罪名。
不稳定阶层也正在失去社会权利；政府让获取福利变得更加困难、附加条件更多，并且大多削减了福利的货币价值。他们也在失去经济权利；他们越来越难以从事自己在教育和技术方面具备资格从事的工作，部分原因是行会的自我监管已被国家监管和职业许可取代。这造成了更多准入壁垒和排斥手段。同样，这不是被时代抛下，而是被拒之门外。
最后，不稳定阶层正在失去政治权利。在许多所谓民主国家，数百万人失去了投票权，或从未获得过投票权。显然，还有数百万人认为，政治主流并未提出符合他们需求和抱负的话语或政策。
在其他论述中，不稳定阶层被描绘成当今正在形成的危险阶级，是我们支离破碎的社会中一个显著特征。这个阶层的人有一些共同特点——长期缺乏保障、收入低且波动、权利流失等等——但他们背景各异，政治态度也因此不同，而每一种态度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构成危险。
不稳定阶层中的第一派，最适合称为复古主义者。他们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大多来自经历过去工业化的家庭和社群，或生活在主要由过去依赖工业工资劳动者组成的社群中。他们往往心怀怨愤。
截至2018年初，关于这一群体有坏消息，也有好消息。坏消息是，他们更加愤懑，并在新法西斯民粹主义中找到了归属。他们在英国脱欧公投、唐纳德·特朗普的坚实支持基础、德国选择党、法国的玛丽娜·勒庞、荷兰的维尔德斯、波兰、捷克、匈牙利、希腊等地的极右翼势力，以及意大利贝卢斯科尼那场离奇的（或许昙花一现的）复出中都十分显眼。
另一个坏消息是，教育体系的商品化使大量缺乏道德教育的学生步入成年。托马斯·杰斐逊曾说，教育的主要目标应是传授公民价值，而不是赚钱，这话绝非无的放矢。如果学校教育沦为求职和消费的准备，它就无法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利他精神的公民。
受教育却未受教的人很容易受到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操纵性内容的蛊惑；如果先让大部分公民变得愚钝，这些媒体的力量就会更强。2016年，超过2400万拥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人投票支持特朗普。其中许多人属于不稳定阶层中的复古主义者。一个人可能拥有学位，却未受过公民之道的教育，大学毕业时对历史、文化、伦理和政治至多只有肤浅的了解。
就复古主义者而言，好消息仍难以得到关注。撇开教育体系分裂所带来的恶劣影响，这一派在不稳定阶层中的规模可能已经见顶。可以说，只有当精英阶层、受薪阶层和不稳定阶层的其他部分在面对其领导者过去几年煽起的风暴时懒散或消极，这一派才会催生新法西斯式的反乌托邦。
不稳定阶层中的第二派，最适合称为怀旧者，他们以一种截然不同、同样令人担忧的方式构成危险。这并非他们的过错。他们是一个规模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群体，包括移民或来自少数族裔、渴望拥有家园的人。他们发现，无论是在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还是在别处，自己都没有家园。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公民，而事实上也不是。他们是居民，不仅没有公民享有的全套权利，而且正在失去更多权利。
在我们支离破碎的社会中，这个不断壮大的群体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们在国家中没有能够融入其中的发声渠道。他们是不稳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感到无力、缺乏安全感、遭到忽视，或被投机政客妖魔化。他们时不时会在愤怒之日作出反应，少数人可能转向暴力意识形态。但大多数人是在沉默的怨愤中经历不安全感和零碎拼凑的生活，或回望更糟的过往；有时，他们会借助网络迷因和颠覆性社交媒体营造反文化。这种情况并非富裕工业化国家独有。中国城市中数百万没有户口（居住许可）的移民属于不稳定阶层，并形成了一种正在被学者记录的反文化。
社会中处于这种境况的比例不断上升，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层面都很危险。这里的坏消息是，他们所占比例正在扩大，居民群体与其他人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也在加剧。好消息则不易察觉：新近涌现的领袖可能引发初期反抗，凸显他们的困境，促使主流政客认真对待他们所体现的文化和经济裂痕。
不稳定阶层中的第三派，最适合称为进步主义者。复古主义者将自身相对的匮乏和衰落与真实或想象中的过去相比，怀旧者看到的是失落的现在，而进步主义者看到的则是失落的未来。他们进入学院或大学时，家人、社群和老师曾承诺，只要这样做，就能确保自己的未来，获得一份稳定并能促进个人发展的职业。他们毕业时——如今也预期自己毕业时——却看不到这样的未来，背负着债务，前方是零碎拼凑的生活。
坏消息是，他们的人数正在世界各地、每个社会中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人遭受身心健康问题，感到疏离、失范和愤怒。讽刺的是，好消息也在于他们人数增加了，因此更多人意识到自己并非失败者或格格不入的人，而是一个拥有共同经历和问题的大型社会群体的一部分。这促成了一种认同感，越来越多人认定自己属于不稳定阶层，从而增强了社会学家所说的能动性——一种“我们”存在、并能团结起来应对不安全感的感受。
真正的好消息是，不稳定阶层中的这一部分开始形成一种新的进步主义政治，以回应当今第二个镀金时代的长期不平等和不安全感。
2017年，这种政治能量或许以参差不齐、古怪甚至失调的方式显现出来。但正如葛兰西在20世纪20年代所说，每当旧事物行将消亡而新事物尚未准备好取而代之时，这种情况便不可避免。首要任务是清除旧进步主义政治残余；这一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已通过旧社会民主党派（沉溺于怀旧、缺乏愿景）的接连败北或惨败，以及第三条道路议程的失势而完成。
未来几年，更令人振奋、更具建设性的阶段理应展开，重拾启蒙运动的价值观。企业界中希望看到人类进步和真正全球化、开放经济体系的人士，应当欢迎并支持这一进程。借用一句话来说，没有值得追求的替代方案。我们所有人都应尽一份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