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重新关注经济不平等的长期趋势，收入或财富由最富有的1%、5%或10%人群赚取或拥有的份额尤其受到关注。最富有人群的份额本身就值得研究（它让我们了解富裕阶层的富裕程度），也可作为经济不平等整体趋势的指标。
大量证据表明，最富有人群收入或财富份额的变化趋势决定了总体经济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例如基尼指数所衡量的不平等（Atkinson等，2011；Alvaredo等，2013；Roine和Waldenström，2015）。近期，一些国家陆续编制了涵盖20世纪及部分19世纪的财富集中度新时间序列（Piketty等，2006；Piketty，2014；Roine和Waldenström，2015）。这大大增进了我们对财富不平等随时间变化情况以及最富有人群财富份额的了解。这些研究补充了现有研究，而后者仅涵盖少数国家或地区，尤其是英国（Williamson，1985）和美国（Williamson和Lindert，1980）。
如今，我们有了可供比较的前工业时期数据。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由欧洲研究理事会（ERC）资助的“意大利与欧洲经济不平等，1300—1800年”（EINITE）项目（www.dondena.unibocconi.it/EINITE）。EINITE以系统且统一的方法，收集了许多古代意大利国家以及欧洲其他少数地区的财富不平等长期趋势和最富有人群财富份额数据（Alfani，2015和2017；Alfani和Ryckbosch，2016；Alfani和Ammannati，2017）。在可能的情况下，EINITE的统计数据涵盖约1300年至1800年，因此我们得以将最富有人群财富占有份额的时间序列向前延伸约500年。图1展示了1300年至2010年间最富有的10%人群所占的财富份额；1800年之后的数据采用Piketty（2014）的研究。
图1 欧洲最富有的10%人群所占财富份额，1300—2010年
延伸库兹涅茨曲线
尽管用于1800年前后时期的数据涉及欧洲不同地区，时间序列表面上仍展现出令人瞩目的连续性。Piketty（2014）估计，1810年欧洲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82%的财富。在我近期发表的一篇比较研究中，我发现，1800年意大利各个统一前国家中，最富有的10%人群所占份额在70%至80%之间。图1中的估计平均值为77%。
值得注意的是，Piketty的1810—1910年时间序列显示，最富有人群的份额增长速度几乎与我计算的1550—1800年时间序列完全相同。因此，实证数据有力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经济不平等在工业化进程中呈倒U形变化的“库兹涅茨曲线”左侧部分，可以向前延伸数百年（Van Zanden，1995；Alfani，2015）。即使不平等加剧的深层原因十分复杂，仍需进一步研究才能准确辨明，我们依然可以提出这一观点（Alfani和Ryckbosch，2016；Alfani和Ammannati，2017）。
近期研究涵盖的七个世纪中，在所有有数据的地区，我们只发现了两个不平等显著下降的阶段。两者均由灾难性事件引发：
- 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疫病——黑死病于1347—1351年席卷欧洲。此后，最富有的10%人群失去了相当于总体财富15%至20%的份额。这场不平等下降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7世纪下半叶，最富有的10%人群才恢复到黑死病前的财富占比。这一顶层富裕群体份额以及总体不平等的下降，可能是由两个主要因素造成的。一方面，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提高。正如Pamuk（2007）所述，我们在欧洲许多地区都找到了这方面的证据。这使更多人口得以获得财产。另一方面，在死亡率危机期间，由于当时实行无节制的分产继承制度，大规模遗产被拆分（Alfani，2010和2015）。
- 正如Piketty（2014，第368—370页）所述，1915年至1945年间发生了与两次世界大战相关的冲击。自1950年前后以来，顶层富裕群体拥有的财富份额再次增长，2010年达到64%，但仍远低于1910年达到的90%峰值。如今，最富有的10%人群所占份额大致与黑死病爆发前欧洲（或至少是意大利）的水平相同。
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证实这些实证上的相似之处。不过，有一点很清楚：近期研究采用的长期视角要求我们超越库兹涅茨对不平等动态变化的描述。Milanovic（2016）近期提出，不平等的长期趋势或许更适合描述为一系列库兹涅茨式“波浪”；Scheidel（2017）则建议将由疫病和战争引发的大规模死亡所产生的均平作用，推广到人类历史中更长的时期。我们需要更多研究和范围更广的数据库，尤其是针对前工业时期的数据，以便有把握地评估财富极长期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趋势，其特点、原因和影响。
富裕家庭有多少？
新的研究数据让我们能够提出许多问题，不止是“富人有多富？”例如，我们或许想知道富人有多少。这个问题容易提出，却不容易回答。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将“富人”定义为区别于社会其他群体的人。最简单的办法是采用相对定义，以收入或财富中位数的某个倍数作为富人的门槛（Medeiros等，2014）。对于财富而言，一个便于使用的门槛是中位数的十倍（Alfani，2017）。如果将这一门槛应用于EINITE项目提供的意大利若干古代国家数据，就会得到图2。
图2 意大利富裕人口占比，1300—1800年（“富人”定义为财富达到中位数的1000%）
图中清楚显示，在近代早期（约从1600年起），富裕人口占比几乎持续增长，直至工业革命开始。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前期，富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超过5%。到1800年，意大利西北部的萨伏依国家有10%的人口属于富人；1750年，意大利中部的佛罗伦萨国家这一比例为14%。这表明社会日益两极分化。除了财富向最富有人群集中的份额不断上升（图1）之外，我们还看到一个更大的群体在财富方面与其他人口渐行渐远。
14、15和16世纪各项指标相对稳定，这表明黑死病对富裕人口占比的影响小于对其财富的影响。不过，图2中的稳定至少部分是人为造成的，这是这里使用的总体分布各组成部分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考察具体案例，会发现所有已知案例中，疫病之后富裕人口占比都出现了下降（Alfani，2017）。例如，在皮埃蒙特的切拉斯科市，黑死病爆发前的1347年，富裕家庭占总数的4.7%；到1395年，富裕家庭仅占3.1%。
了解1800年以后富裕家庭的数量会很有意思，但这一领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研究者忽视了。掌握这些信息将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财富集中度上升如何塑造社会。这似乎是一个我们对古代社会比对近代社会——包括我们所处的社会——了解更多的案例。
参考文献
Alfani, G.（2010），“瘟疫对财产分配的影响：意大利北部伊夫雷亚，1630年”，《人口研究》 64(1)：61-75。
Alfani, G.（2015），“意大利西北部的经济不平等：长期视角（14至18世纪）”，《经济史杂志》 75(4)：1058-1096。
Alfani, G.（2017），“历史视角下的富人：前工业时代欧洲的证据（约1300—1800年）”，《计量经济史》 11(3)，即将出版（提前在线发表：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698-016-0151-8）。
Alfani, G.和Ammannati, F.（2017），“极长期视野下的经济不平等与贫困：佛罗伦萨国家案例（13世纪末至19世纪初）”，《经济史评论》，即将出版。
Alfani, G.和Ryckbosch, W.（2016），“近代早期欧洲的差距是否扩大？意大利与低地国家1500—1800年不平等趋势比较”，《经济史探索》，62：14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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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eiros, M.和Ferreira de Souza, P.H.G.（2014），“富人、富裕阶层与高收入：文献综述”，IRLE工作论文第105-14号。
Milanovic, B.（2016），《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时代的新方法》，哈佛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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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ketty, T.（2014），《21世纪资本论》，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出版社。
Piketty, T.、Postel-Vinay. G.和Rosenthal, J-L.（2006），“发展中经济体的财富集中：巴黎与法国，1807—1994年”，《美国经济评论》96(1)：236-256。
Piketty, T.、Postel-Vinay, G.和Rosenthal, J-L.（2014），“继承财富与自创财富：食利者社会的理论与证据（巴黎，1872—1937年）”，《经济史探索》 51：21-40。
Roine, J.和Waldenström, D.（2015），“收入与财富分配的长期趋势”，载于A. Atkinson和F. Bourguignon（编），《收入分配手册》，第2A卷，北荷兰出版社。
Scheidel, W.（2017），《大均平者：从石器时代到当下，暴力与不平等的全球史》，牛津大学出版社。
Van Zanden, J.L.（1995），“追溯库兹涅茨曲线的起点：近代早期的西欧”，《经济史评论》 48(4)：643-664。
Williamson, J.G.（1985），《英国资本主义是否催生了不平等？》，艾伦与昂温出版社。
Williamson, J.G.和Lindert, P.H.（1980），《美国不平等：宏观经济史》，学术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