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以表彰他们在发展研究中运用随机对照试验（RCT）所做的工作。今年的评选在全球引发了广泛反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随机对照试验本身在学术经济学界就存在争议。对许多中国人而言，诺贝尔奖委员会似乎再次忽视了中国的发展经验，而这一经验毕竟与随机对照试验毫无关系。
诚然，部分批评不无酸葡萄心理。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仅有三位中国公民获得过该奖项，分别是文学奖、医学奖和和平奖。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史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而当今以随机对照试验为驱动的发展研究方法却忽略了这些教训。该领域的研究者似乎已经忘记了20世纪50年代古典发展经济学家所传授的智慧：经济发展关乎于迈出艰难但必要的步伐，以实现可持续增长。
例如，提高国内储蓄率非常困难，但势在必行。张培刚、罗伊·F·哈罗德、埃弗塞·多马和罗伯特·索洛等古典发展经济学家认识到，储蓄对于推动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他们的核心见解大多是直观的：即便是维持生计的农民也知道，要在未来改善生活，就需要在当下存下一些钱，以便购买另一块土地或更好的设备，从而改善自己现有的田地。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产油国和日本的储蓄涌入全球金融市场，并催生了一种新思路。此后，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依靠国际借贷来积累国内资本。尽管借款最多的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遭受了严重损失，这一思路却仍然挥之不去。
而中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便开始通过国内储蓄积累资本。尽管中国曾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在1978年之前，其国民储蓄率从未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此后，直至2008年前的大多数年份，其国民储蓄率持续上升，并在当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的峰值。
一个国家要充分利用国内储蓄，就必须发展自身的制造业能力。新加坡开国领导人李光耀曾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论断：“没有哪个国家不成为工业强国，就能成为经济大国。”但建设制造业能力并不容易：它往往要求一个国家从“肮脏的工作”做起，同时还需要鼓励不知疲倦的创业精神。
中国两者兼顾。它从劳动密集型出口起步，逐步发展出全球最完整的生产网络；如今，它也跻身全球企业家数量最多的国家之列。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少有发展经济学家研究各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并培育本土企业家。
同样，当今的发展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全社会范围的协调如何能够随时间推移获取生产的规模经济。保罗·罗森斯坦-罗丹、阿尔伯特·O·赫希曼和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等古典经济学家曾提出系统且令人信服的理论来解释这一机制，而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阿罗-德布鲁模型却无法解释报酬递增现象。
从实践角度看，经济协调往往需要政府行动。20世纪80年代末，东亚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引起全球关注，其快速增长引发了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发挥何种适当作用的热烈讨论，并催生了“发展型国家”这一概念。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对亚洲模式产生了严重怀疑，此后发展经济学又重新回归新古典范式。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政府无疑发挥了显著作用，但不应将中国的全部成功都归功于政府。政府干预在模仿其他东亚经济体时最为有效：帮助积累生产能力，并在需要时提供协调。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经济成功常被视为一种全新发展模式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先兆。
无论如何，随机对照试验和当代发展经济学遗漏了许多内容。实验可能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改善现有的福利计划，或为新计划奠定基础，但它们无法告诉贫穷国家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所说：“授人以渔，胜于授人以鱼。”
中国经济成功并无秘诀。它只是遵循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建议，采取了长期进步所必需的艰难步骤。人们无需通过实验来识别这些步骤；对所有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它们都是相同的，而且这些道理早已为人所知数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