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有偿就业者相比，失业者的健康和福祉往往显著较差。关于这一点，已有数百项实证研究，这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持久的发现之一，并且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都成立。
在试图解释失业对健康的影响时，研究人员常常会借鉴社会心理学家玛丽·亚霍达的影响深远的理论。亚霍达认为，失业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无法获得就业带来的各种积极益处：时间结构、社交活动、团队合作、规律的日常活动和社会地位。换言之，有偿工作对人类的健康与幸福具有独特价值。因此，应对失业有害影响的最佳方式是促进就业：可以通过就业保障等政策，也可以通过积极的劳动力市场计划，这些计划往往会模拟工作环境。促进甚至强制就业，可以被视为应对失业困境的一种合乎逻辑且出于善意的解决方案。
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我质疑了将有偿工作等同于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将失业等同于其对立面的观点。我认为，在职者报告的生活满意度如此之高，并非因为有偿工作天生关乎幸福，而是社会规范的力量，尤其是工作伦理的主导地位所致。在一些社会中，就业被颂扬为身份、尊重和地位的象征，有偿工作也被推崇为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首要途径；如此一来，失业者遭受巨大痛苦也就不足为奇了。
许多研究从实证层面揭示了工作伦理如何影响失业者的处境。在女性就业率较高的国家，失业女性遭受的痛苦更多，相比其他地方的失业女性而言。失业后退休的人，其福祉会显著提升，无论收入是否增加；他们摆脱了劳动力市场的期待，因此不工作也不再令人蒙羞。通过智能手机收集的日常福祉数据显示，有偿工作是人们参与的最不令人愉快的活动之一。人们并非从实际工作中获得愉悦和满足，而是从工作所带来的地位和身份认同中获得这些感受。
我对《欧洲价值观研究》的分析支持了这项研究的其他发现：对就业规范认同较弱的失业者，往往比工作伦理更强的人拥有更高的福祉。简单来说，如果你不那么在意社会赋予有偿工作的价值，那么失业带来的精神摧残可能就不如那些深信工作重要的人所经历的那般严重。
这些研究对我们如何理解失业及应对其影响具有重要启示。研究表明，应对失业所造成伤害的最有力方式，是挑战工作伦理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看，通过强调有偿工作来应对失业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无论是提供就业保障还是实施就业激活计划——长期而言都可能适得其反。这些干预措施强化了工作伦理的力量和核心地位，让失业者被要求遵从，或被迫认同那些最初就使他们蒙羞的规范。工作伦理既是失业者痛苦的根源，也是他们摆脱痛苦的途径。
要更有效、更持久地减轻失业带来的伤害，就必须挑战有偿工作对人的身份认同的重要性。起点是考虑社会政策改革，改变人们与工作的关系：包括我们赋予工作的价值、投入工作的时间，以及工作如何影响我们对他人的评判。这并非易事。至少在英国，主流左派和右派都将有偿工作视为解决各种经济、社会和道德问题的办法，政治氛围正是如此。我们的社会被划分为“勤奋者与懒惰者”，工作也影响着许多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
然而，我们仍可以设想一些在当前政治、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下切实可行、同时仍以重塑工作和工作伦理为激进目标的政策。全民基本收入（UBI）就是其中之一。全民基本收入在政治光谱各方都有许多拥护者和支持者，而它有潜力重塑工作含义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全民基本收入可以让人们更容易、更普遍地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淡化工作伦理：去再培训、接受更多教育、照料他人或享受更多闲暇。工作与非工作的界限可能会变得模糊，我们对“工作”含义的理解也可能拓宽。随着“失业者”这一社会类别变得更加模糊，不从事有偿工作所带来的羞耻感和有害影响都可能大幅减少。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挑战工作伦理的政策选择，或许不那么激进，也更具政治可行性。这些措施包括延长母亲和父亲的带薪育儿假、让人们能够减少工作时长，并让人们有权从工作中休带薪假（休假）。我们甚至可以像杰里米·科尔宾建议的那样，增加银行假日，不过或许不应只在英格兰赢得世界杯时才放假。
归根结底，所有这些政策的目标都是让人们减少工作，从而模糊工作与非工作的界限。这可以拓展我们对“工作”的共同理解，使其超越当前纯粹经济关系的形式。如此一来，人们便能从不涉及雇佣劳动的工作形式中找到价值、身份认同、地位和回报。届时，长期伴随失业经历的痛苦或许终于能够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