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面部创伤不会致命，但可能造成严重毁容。21世纪初，克里斯蒂娜·古道尔在格拉斯哥担任颌面外科医生，治疗了数百名、甚至可能数千名颈部、面部、头部和下颌受伤的患者。
有时，伤势是由棒球棒造成的，骨头碎裂，淤伤严重程度不亚于车祸所致。更多时候，凶器是刀。额头或脸颊被划开，脸上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疤；下颌遭砍刀砍伤，皮肤被划开，下面的骨头也被砍断。
一天深夜，一名年轻男子因脸部刀伤被送进医院。古道尔担心第二天早晨查房时，必须告诉他伤疤无法修复，外观也不可能改善。但他的反应令她意外。“他对此满不在乎，”她说。“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的几个朋友来看他，我才明白为什么这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因为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有一道伤疤。他刚加入这个‘俱乐部’。”这件事一直留在她的记忆中，显示出她所在城市的暴力局势已恶化到何种程度。
2005年，联合国发布报告，称苏格兰是发达国家中暴力程度最高的地区。同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欧洲21个国家的犯罪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格拉斯哥是欧洲的“谋杀之都”。每年仅因面部创伤就有逾1,000人需要接受治疗，其中许多伤情由暴力造成。
古道尔大半生都在格拉斯哥生活和工作。她为患者缝合伤口，并修复受损组织。但对大多数患者来说，出院后问题仍会持续很久：慢性疼痛、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用酒精和毒品自行治疗。
同一些人常常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急诊科，反复成为暴力袭击的受害者和施暴者。“我们非常擅长处理伤口，”古道尔说。“但我开始思考：我们能做些什么，才能从一开始就不让他们来到这里？”
人类有各种可能导致严重健康问题的高风险行为：吸烟、暴饮暴食、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医生应鼓励患者改变行为——戒烟、节食、使用安全套——而不是等到肺气肿、肥胖相关心脏病发作或艾滋病毒感染出现后再治疗。
然而，谈到暴力时，讨论往往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暴力是天生且不可改变的行为，施暴者无可救药。人们通常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寻求解决方案——加重刑罚，或增加拦截搜查（尽管大量证据表明，这种做法无助于减少犯罪）。执法手段是否根本就用错了？
2005年，斯特拉斯克莱德警察局首席分析师卡琳·麦克拉斯基撰写了一份报告，指出传统警务实际上并没有减少暴力。这类报告总会列出一系列建议。“其中一条带着点讽刺意味，”当时曾担任麦克拉斯基分析师的威尔·林登回忆说。“‘做点不一样的事。’我觉得这条本来没打算保留。但警察局长说：‘好，那就去做点不一样的事。’”
由麦克拉斯基和同事约翰·卡诺坎领导的团队，首先汇总了有关暴力成因的证据。林登说：“尤其在苏格兰，成因包括贫困、不平等、有毒男性气质之类的问题、酗酒，以及其他因素——其中大多数都超出了警务范围。”
接下来，他们放眼全球，寻找并借鉴预防暴力的先行项目。这成为暴力减少部门（VRU）的基础，林登目前担任该部门代理主任。该部门吸收了这些项目的部分做法，并着力争取苏格兰各类机构的支持，包括卫生服务部门、成瘾问题支持机构、就业中心等。自VRU于2005年成立以来，格拉斯哥的谋杀率下降了60%。
古道尔说，格拉斯哥各家医院接诊的面部创伤患者数量已减半，目前每年约为500人。
VRU的策略被称为预防暴力的“公共卫生”方法。这一方法源于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暴力造成的显而易见的健康问题——心理创伤和身体伤害——固然需要关注，但暴力行为本身也是一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流行病。
一个人是否会实施暴力行为，最主要的指标之一，是他曾经成为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暴力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自我复制并改变群体规范的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地区的持刀伤人或枪击事件比社会问题相似的其他地区更多。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预防暴力的指南指出：“尽管暴力一直存在，但世界不必接受它是人类处境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指南称：“暴力可以得到预防，其影响也可以减轻，就像公共卫生工作在世界许多地方预防和减少了妊娠相关并发症、工伤、传染病，以及由受污染的食物和水引发的疾病。导致暴力反应的因素——无论是态度和行为方面的因素，还是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有关的因素——都可以改变。”
但在世界许多地方，对犯罪采取强硬态度很能赢得选票，因此这种主张很难推销。格拉斯哥是怎么做到的？在探究将暴力作为健康问题来处理究竟意味着什么时，VRU首先考察了芝加哥的做法。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美国流行病学家加里·斯卢特金在索马里工作，是分驻40个难民营的六名医生之一，这些营地收容着100万人。他的工作重点是遏制结核病（TB）和霍乱的传播。
遏制传染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数据。首先，公共卫生官员会精确绘制疾病传播最集中的地点。然后，他们可以重点遏制这些地区的传播。通常，遏制传播的做法是促使人们改变行为，即使无法解决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也能迅速见效。
例如，腹泻病在很大程度上往往由卫生条件差和供水不良造成。改善供水和排污系统需要很长时间，但在此期间，为人们提供口服补液盐就能挽救数千人的生命。
斯卢特金曾用这些步骤遏制索马里难民营的疫情，后来在世界卫生组织从事艾滋病预防工作时也再次采用。无论所面对的传染病具体是什么，遏制疫情的步骤大致相同。斯卢特金在芝加哥的办公室里对我说：“这些疾病有什么共同点？它们都会传播。心脏病不会传播，中风也不会传播。”
改变行为规范远比单纯向人们提供信息有效。要改变行为——无论是使用补液盐、避免接触污水，还是使用安全套——可信赖的传播者都必不可少。
斯卢特金说：“在所有这些疫情中，我们都使用来自同一群体[目标人群]的外展工作者。比如，让索马里难民接触患有结核病或霍乱的难民，让性工作者接触患有艾滋病的性工作者，让母亲向母亲传授母乳喂养和腹泻处理知识。”
在海外工作十多年后，斯卢特金于20世纪90年代末回到故乡芝加哥，长期奔波、不断目睹死亡令他筋疲力尽。“我想暂时摆脱这些疫情，”他说。他此前没有想到美国也有难题。多年来，他一直被疫情带来的恐慌和欠发达国家面临的困境占据心神。但他回来后面对的是另一类问题：谋杀率飙升。
他解决这一问题的想法，最初只是一个略显书呆子气的项目，源于他在海外养成的、对图表的痴迷：他收集了芝加哥枪支暴力的地图和数据。随着研究深入，他发现这些地图与自己熟悉的疾病暴发地图之间有着无法忽视的相似之处。“流行曲线和聚集模式都一样。事实上，一起事件会引发另一起事件，这是传染过程的典型特征。流感会导致更多流感，感冒会导致更多感冒，暴力也会导致更多暴力。”
当时，这种观点与主流的暴力应对思路截然不同，后者主要关注执法。“错误的想法是，认为这些人‘坏’，所以我们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们，那就是惩罚他们，”斯卢特金说。“这从根本上误解了人。行为是通过模仿和复制形成的。从健康的视角来看，你不会责怪人，而是试着理解他们，并寻求解决办法。”
接下来几年，他努力为一项试点计划筹集资金，计划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控制霍乱、结核病或艾滋病毒疫情的步骤来应对暴力。计划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阻断传播、预防后续蔓延，以及改变群体规范。
2000年，该项目在芝加哥西加菲尔德社区启动。第一年内，谋杀案减少了67%。随后获得了更多资金，更多社区也开始试点。项目开展到哪里，谋杀案就至少减少40%。这一方法开始在其他城市推广。
斯卢特金说：“我们试图控制艾滋病毒疫情时，重点是改变人们对自己是否会有高风险性行为的看法。这比改变暴力行为难得多。人们不愿改变性行为，但他们其实并不想有暴力行为。”尽管贫困、缺少工作机会、社会排斥、种族主义和隔离等深层结构性因素都助长了芝加哥的暴力，斯卢特金仍认为，改变个人行为并转变群体规范可以挽救生命。
和许多地方一样，芝加哥关于暴力的讨论常常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这座城市存在严重的种族隔离。南区许多社区的非裔美国人占比超过95%；另一些社区的墨西裔美国人占比超过95%。这些地区大多极度贫困，多年来遭到政府忽视。芝加哥较富裕、以白人为主的地区，谋杀率可能只有这些地区的十分之一。
但斯卢特金强调，这种聚集现象与其说和种族有关，不如说与行为模式有关——这些模式通常在人口中的一小部分群体间传播，其中多为年轻男性。他说：“语言决定人们如何回应，所以我们不会使用‘罪犯’‘帮派’或‘恶棍’这样的词，而是谈论传染、传播和健康。”
如今，斯卢特金创办的“终止暴力”组织设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公共卫生系。走廊里的一张海报印着一个小男孩的照片，下方写着标语：“别开枪。我想长大。”
该组织目前在芝加哥13个社区开展工作，其项目也在纽约、巴尔的摩、洛杉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实施。组织会培训当地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在当地招募值得信赖的人员开展工作。
尽管“终止暴力”组织对统计数据的使用存在一些争议，但许多学术研究已证明这种方法整体有效。西北大学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接受考察且开展了该项目的所有社区，犯罪率都有所下降。
2012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考察了巴尔的摩四个实施该项目的地区，发现四地的枪击案和谋杀案都减少了。研究结果往往十分显著。在洪都拉斯圣佩德罗苏拉，“终止暴力”组织最早设立的五个防暴力区，枪击案数量从2014年1月至5月的98起降至2015年同期的12起。
德米特里厄斯·科尔43岁，是一名温和寡言的男子，曾在监狱服刑12年。他在芝加哥一个饱受暴力困扰的地区长大，15岁时目睹最好的朋友在枪击中身亡。尽管如此，他的家庭生活稳定，也没有加入帮派。他原计划加入海军陆战队。
19岁那年，他的一位密友买了一辆新车。社区里几个男孩试图偷车，并开枪打死了科尔的朋友。科尔没有多想，便进行了报复。短短几分钟，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他的朋友落下终身瘫痪，再也无法工作，而科尔则因报复行为入狱。
“我当时是凭情绪反应，就像你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那样，”他说。自2017年10月起，他一直在芝加哥南区西恩格尔伍德为“终止暴力”组织工作。他寻找处境和自己过去相似的人，试着劝他们停下来。“我们试着让他们看到，这是一条死路。我告诉他们，这件事只有两种结局：要么进监狱，要么丧命。”
科尔担任“暴力干预员”，受雇于“终止暴力”组织，在枪击事件发生后介入，防止报复行动，并在争端升级为暴力之前安抚当事人。
科尔告诉我：“我的工作是阻断传播。我们尝试用各种方式劝这些年轻人摆脱他们习惯的思维方式，让他们换个角度看问题。”
暴力干预员会采用多种技巧，其中一些借鉴了认知行为疗法。科尔一一列举：“建设性跟随”，即把对方的话复述给对方听；“陪护”，即一直陪着某人，直到他们冷静下来；以及强调行为后果。“很多孩子不知道下一顿饭从哪来，他们的母亲还在吸毒，”科尔说。“人们说一切都是常识。不是。对很多人来说，常识并不常见。”
干预员能否有效开展工作，取决于他们是否值得信赖。许多人和科尔一样曾长期服刑，能够以亲身经历与人交流。大多数人也与当地社区关系密切。例如，枪击事件发生后，他们可以出面劝说受害者亲友不要报复。他们也能察觉两名个人或敌对团体之间冲突的苗头，并采取行动缓和紧张局势，或提出和平解决方案。
科尔说：“我们也许无法触及每个人，但能帮助到的少数人，已经是一件很美好的事。”谈到一名自己一直在帮助的年轻男子时，他笑了起来。“他当时一团糟，其他小伙子都仰慕他。他在那一带很有威望，动不动就打架。后来他彻底变了——现在其他人看到他在工作，也想来中心找份工作。”
大克罗辛是南区的另一个地区，也是“终止暴力”组织最新中心之一的所在地。中心于2017年12月开张，位于一条繁忙街道上，是一家不起眼的临街店铺，特意选作不同敌对团体都能接受的中立场所。
一个春日午后，我去那里拜访时，一名十几岁后期、脸上有明显伤疤的男孩坐在接待区。办公室里，工作人员正在玩多米诺骨牌，电视上播放着棒球比赛，成为背景声。社区里的年轻男子进进出出，与外展工作者交谈并使用电脑。
中心主管德米特里厄斯·沃特利正在后面的办公室补做文书工作。自2008年以来，沃特利断断续续为“终止暴力”组织工作。那一年，他服刑17年后出狱，决定为自己的人生做点不一样的事。他的第一个工作地点是伍德劳恩，也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尽管家人极力反对，他还是搬到了帮派紧张关系最严重的街区，日以继夜地在争斗团体之间建立“和平协议”。他先说服两个团体互不干涉，再逐渐影响个人，改变他们对暴力的看法，并帮助他们找到工作或重返校园。他说：“当我看到老人们又坐回门廊上喝咖啡时，我就知道自己正在带来改变。”
虽然“终止暴力”组织必须根据每个地方的情况调整做法，但在新地点开展工作时，大致遵循相同的步骤。
首先，绘制暴力事件地图，找出事件聚集的地点。沃特利给我看了一张大克罗辛地图的A4复印件，上面的小点标示着谋杀案发生的位置。点最集中的街道和街区是工作的重点。接下来，聘用与当地有联系且值得信赖的工作人员。他说：“我们寻找的人在社区里有威望，可能已经在劝阻打架，试着帮人冷静下来，别再胡闹。”
这些干预员在各自负责的街区巡逻，结识店主和邻居，并与被认为风险最高的年轻男女建立联系。沃特利说：“他们能知道是否已经发生打斗，或者冲突是否正在酝酿。这就是暴力干预员能取得成效的原因。你必须到场。”
中心雇用11名干预员，他们每班工作8小时，通常至少有6小时在所在社区开展工作；此外还有4名外展工作者，以更长期的方式与项目参与者互动。在六个月到两年的时间里，外展工作者努力改变人们对暴力的态度，同时帮助他们联系就业机会、心理咨询或教育资源。
大克罗辛的外展工作者杰梅因·皮斯说：“你得有几招留着备用。”有时，他会告诉对方自己能帮忙办理带照片的身份证件，例如驾照，以此引起他们的兴趣。他说：“有些男孩和女孩觉得没人关心他们。”
“你开始表现出关心，给他们打电话后，他们有一天可能会打来，说：‘哥们，我两天没吃饭了。’你过去给他们买点吃的，就更有机会和他们聊聊。”皮斯利用这些机会，尝试改变他们对暴力的看法。外展工作者会尽力满足服务对象的各种需求——把他们转介到成瘾治疗机构、帮忙找工作，甚至为面试买新衣服。
这项工作很有挑战，尤其是对同辈压力很大的年轻人群体。皮斯曾帮助的一名年轻男子最近遭枪杀，就在他刚开始参与这个过程时。
斯卢特金强调，这种模式能迅速减少谋杀案，而且成本低于大规模监禁。但要取得成效，确实需要大量工作人员。芝加哥一些帮派势力范围很小，只有几个街区。在一个地区受到尊重的暴力干预员，到了另一个地区可能无人认识，甚至不受信任。要让这种方法奏效，每个地区至少要有一名人脉稳固的干预员，这样冲突爆发时，才有人能凭借群体的信任出面调解。
科尔利用自己在西恩格尔伍德的本地人脉，与当地居民建立关系，再由他们帮助他接触其他人。科尔说：“我经历过这一切。出狱后重新融入社会很难。”
“如果人们认识你，了解你的经历，你就能在枪击和杀人事件上阻止很多事情。我可以让人们看到：你能做到，你能改变。”
这份延伸阅读清单配合我们的故事，探讨如何将暴力作为公共卫生问题来处理。
在格拉斯哥，克里斯蒂娜·古道尔接诊的不只是刚遭袭击的患者。有时，患者受伤数月、甚至数年后才来找她，急切地寻求解决办法。一名年轻女子在遭受施虐伴侣用美工刀划伤脸部一年后前来就诊。袭击留下了一道巨大的伤疤，手术也无力修复。
古道尔说：“她原本很漂亮，性格开朗，有工作，各方面都很正常，但她觉得自己连家门都不敢出，更不用说工作了。你知道人们那种嚎啕大哭吗？那一幕令人心碎。我结束会诊时感到绝望。”古道尔决定必须做点什么。2008年，她与另外两名外科医生共同创立了慈善机构“医护人员反暴力组织”。该慈善机构后来成为暴力减少部门的合作伙伴。
2005年筹建暴力减少部门时，斯特拉斯克莱德警察局的卡琳·麦克拉斯基和约翰·卡诺坎在全球寻找解决格拉斯哥暴力问题的可行方案。他们最终提出的方法，融合了加里·斯卢特金的做法与波士顿犯罪学家戴维·肯尼迪的模式。
肯尼迪的模式于20世纪90年代在波士顿启动，做法是召集帮派成员，为他们提供选择：放弃暴力，接受教育或就业；否则就面临严厉处罚。这意味着加强传统刑罚措施——增加拦截搜查、对持刀者判处更严厉的刑罚——同时采取符合公共卫生方法的预防措施。
VRU代理主任威尔·林登认为，这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在要求各项服务改变做法之前，我们必须证明警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这仍然不够，”他说。如果一开始严格执法与预防工作受到的重视相对均衡，林登估计，如今约90%的资金和工作重点都用于预防。“如果没有经历这一转变，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会花在应付媒体的质疑上，他们会说我们对犯罪太软弱，”他说。
VRU由警方负责运营，并得到苏格兰政府支持。这种做法极为罕见——苏格兰拥有世界上唯一正式采用公共卫生模式的警察机构。芝加哥的“遏制暴力”项目由大学运营，而纽约和巴尔的摩的类似项目则由市卫生部门管理。斯卢特金是公共卫生暴力防治模式的坚定倡导者，他说让警方负责这一模式“糟透了”，因为警方往往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除了警方，各类公职人员也参与其中，从医生到社会工作者都有。古道尔创办的“医护人员反暴力”项目走进学校，向孩子们讲解刀具犯罪，并引导他们切实思考如何应对诸如朋友告诉他们自己带了刀的情况。
项目还聘用“导航员”，他们像芝加哥的暴力干预者一样，在暴力事件发生后直接介入，缓和紧张局势，并帮助人们获得支持。格拉斯哥的导航员不负责特定地区，而是在急诊科工作，主动接触暴力事件后前来就诊的人。“很多人来到急诊室时正盘算着报仇，他们离开时没有付诸行动，这一点非常重要，”古道尔说。
在暴力预防领域，这被称为“可接触、可教育的时刻”，也就是某人比平时更愿意接受帮助的时候。“痛苦是促使改变的强大动力，”林登说。初次交谈后，导航员会继续跟进，帮助当事人接受戒毒或戒酒治疗、寻找工作机会或接受心理治疗。他们努力迅速行动。
“当一个人想要改变时，你就必须能够因势而变、迅速行动，”林登说。“六周或十二周后，他们的心态就会不同。我们会确保转介的人不会排在等待名单上。”这需要不同机构之间密切合作。
麦克拉斯基和卡诺坎在研究暴力预防时偶然发现了公共卫生方法，但很快便发现，一个日益壮大的国际网络正在开展高度依赖数据的工作。他们加入了世卫组织暴力预防联盟，这是一个汇集全球研究成果的国际组织。“在牙买加行之有效的做法，到了苏格兰可能就不适用，除非做些调整；但看看其他人在做什么、哪些方法有效，确实很有用，”古道尔说。
针对特定地区调整理念至关重要，而世卫组织将公共卫生暴力防治方法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暴力各方面的基本情况。第二步是调查暴力发生的原因，审视成因、相关因素和风险因素。第三步是利用这些信息探索预防暴力的方法。第四步是落实这些策略。
世卫组织的指导文件指出：“其出发点是坚信暴力行为及其后果可以预防。”要取得显著成效，这项工作需要大规模协作，而且持续时间必须超过四年或五年的选举周期。林登指出，苏格兰的政治共识程度非同寻常，历届政府都为这项工作提供资金。
“光是把暴力称为一种疾病，说我们需要阻断其传播，并不能阻止暴力，”他说。“称之为公共卫生方法也好，称之为预防也好，都无关紧要；如果不真正采用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一切都是空谈。”
尽管证据库不断扩大，各国政府有时仍不愿投入足够资金。“难点不在于如何减少暴力，而在于人们如何理解这个问题，”斯卢特金对我说，脸上明显流露出挫败感。他将此与艾滋病相提并论，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暴发期间感染者所承受的污名。
在芝加哥市中心一个阳光明媚的傍晚，我看着斯卢特金向一群年轻专业人士发表演讲。芝加哥的凶杀案在2017年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还威胁要派“联邦人员”前来。斯卢特金展示图表，指出每当“遏制暴力”项目在某个地区的资金被削减，枪击案就会激增；资金恢复后，枪击案便会减少。（批评者认为，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据此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
“尽管有海量数据，要为这项工作争取资金仍然很难，”斯卢特金对听众说。“大规模监禁没有可靠数据支撑，却能获得资金。这是唯一一个卫生部门没有着手应对的流行病健康问题。”
格兰德克罗辛分部的现场主管沃特利亲身经历过这些资金削减。自从十年前开始为“遏制暴力”项目工作以来，他的工作屡次被裁撤，又屡次重新受聘。他最初参与的家乡伍德劳恩项目后来被取消。老人们不再坐在门廊上喝咖啡了。
下一个可能引入公共卫生暴力防治方法的地方会是哪里？伦敦是一个可能的选择，那里2017年25岁以下人群中的刀具犯罪达到五年来的最高水平。近几个月来，伦敦警察厅厅长克雷西达·迪克和市长萨迪克·汗等人都呼吁采用公共卫生方法。
“一想到要去和家人交谈，告诉母亲她们的孩子已经去世，这种无力感促使我们很多人思考：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才能真正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伦敦国王学院医院创伤与急诊外科临床负责人邓肯·比尤说。
比尤治疗过无数刀伤受害者。患者的群体特征会随一天中的时段而变化。放学后的几个小时里，年轻受害者（年龄在11至20岁之间）总会增加。比尤估计，他接诊的人中多达一半患有“暴力造成的穿透性创伤”，通常是刀伤或枪伤。这与英国其他地区形成对比，尤其是在城市以外，大多数创伤患者都是车祸受害者。
每当有人穿着校服、身受严重刀伤被送来时，令人震惊的感觉从未消退。但外科医生学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能够活下来的人身上。从医学角度看，患者越年轻，治疗就越容易。他们的骨骼更有韧性，也愈合得更快。
和许多其他地方一样，伦敦主要通过执法寻求解决办法——对持刀者判处强制刑罚、增加拦截搜查，并建立“帮派数据库”，向年轻人及其父母寄信，威胁他们将面临法律后果。学术研究发现，这个数据库和拦截搜查一样存在种族歧视。（在曼彻斯特，数据库中的人多数属于少数族裔，尽管因严重青少年暴力犯罪被捕的人大多是白人。）
公共卫生方法在世界各地的具体实施方式各不相同，但共同的核心理念是相信人能够改变，并通过投入资金来支持这一信念。要取得成效，基层工作还需要战略规划和高层参与。
“苏格兰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勇于行动、放下旧怨，并表示大家要齐心协力、冒一次险，”比尤说。
伦敦已经有许多大致遵循公共卫生理念的暴力预防项目。比尤共同创立了慈善机构“成长，远离暴力”，该机构走进学校，向年轻人讲解刀具暴力。另一家组织“红线”在四家市中心急诊科开展导航员项目。基层社区组织则通过教育和支持来帮助人们预防暴力。
但这些项目大多资金不足，或者只能获得短期资助，妨碍了工作的开展。在过去八年里，伦敦的普通青年服务和街头工作项目遭受重创。伦敦各行政区的青年服务经费平均削减了36%，有些地区削减幅度超过50%。
因此，像“红线”这样的转介服务在干预之后，可能难以找到接收年轻人的组织。
但比尤乐观地认为，现在正是一个时机：各党派确实支持“采取不同做法”，正如苏格兰在2005年所决定的那样。伦敦是一座极其多元的城市，这种多元不仅体现在族裔构成上，也体现在暴力模式的差异上。
比尤认为，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些地区或许适合采用芝加哥的干预者模式，让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在其他地方，像苏格兰VRU那样提供更全面的支持并减少贫困，可能最为有效。“我们不能让社区觉得一切都无济于事，觉得暴力不可避免。他们值得更好的生活，”他说。“暴力确实表现出与传染病相似的模式。我们知道这一点。暴力是可以预防的。”
VRU成立13年后，仍保有灵活性，也乐于接受新理念。2012年，VRU警员伊恩·默里前往洛杉矶，参访了Homeboy Industries，这是一家雇用前帮派成员的餐饮公司。
Homeboy Industries不仅为曾犯下暴力罪行的人提供为期一年的工作，还提供导师指导、心理治疗及各种其他支持。默里受到启发后返回苏格兰，思考如何为这一模式注入“苏格兰特色”。
由此诞生了Braveheart Industries，这是一家由VRU运营的社会企业。其主营业务是Street and Arrow，这辆餐车停在格拉斯哥帕蒂克区，供应秘鲁风味辣鸡汉堡和鱼肉玉米饼。它为曾犯下暴力罪行的人提供为期一年的工作，并由导航员提供密集指导，同时定期提供心理治疗，以及读写能力、住房、育儿或其他所需方面的帮助。参与者必须有犯罪记录，必须戒除毒品和酒精，并且必须做好改变的准备。
“我们必须了解问题所在，”默里说。他站在餐车外，正逢格拉斯哥常见的反复无常天气，时而阳光间歇洒落，时而阵雨骤至。“多年来，警方一直擅长侦查和执法。我宁愿站在悬崖顶上架起护栏，阻止有人跳下去，也不愿等到他们跳下去后再站在崖底。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公共卫生方法。你是在从源头消除问题，而不是等它们发生后再处理。”
27岁的艾伦在Street and Arrow工作了三个月。我问他坐过多久的牢，他说不上来：他已经记不清了，但据默里说，他曾27次被送进监狱。“我成长的环境缺少支持，所以走错了路——喝酒、吸毒、暴力、混乱、坐牢，”艾伦说。他身材高大壮实，说话时避开目光接触。“那就是我的生活。一旦开始，就很难摆脱。”
最后一次出狱后，他去戒毒康复中心接受治疗。那里有人告诉他Street and Arrow的事。他申请了一份工作，得到录用时感到十分震惊。“我来到这里时一无所有，我是说真的一无所有，”他告诉我。“但我离开混乱的生活越久，日子就过得越好。”
他停顿了一下，试图想出恰当的方式表达这些变化。“现在我看到别人有车，我就会想……这以前是我从未考虑过的事。现在我计划开始考驾照。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以前我从没想过要那样，我只想吸毒。”雨突然停了，太阳出来了。艾伦指了指天空。“在我住的地方，天气一晴朗，我反而更焦虑，因为外面的人更多，很多人带着刀，”他说。“现在天晴我也不焦虑了。我有未来。”
对许多参与者来说，看似简单的事情也可能很有挑战：准时到达、接受指令、穿制服。导航员会在这些方面支持他们，让他们在一年结束时做好从事普通工作的准备。同时，这也让人联想到芝加哥的暴力干预者，他们通过改变行为来防止暴力传播。导航员与受训者建立关系，帮助他们改变应对冲突的方式。
“这能稍微缓冲生活中的打击，”Street and Arrow的导航员艾伦·吉尔莫说。“生活一直在继续。通常出了岔子，你就会爆发：愤怒、酗酒。我们会陪他们一起面对，想办法让他们知道如何应对。短时间内，你就能看到他们变得更加成熟、不断成长。”
该项目成效显著，80%的参与者没有再入狱，并继续从事其他工作。默里注意到了艾伦的巨大变化。
“凭借我这些年在警务岗位上的经验，我知道就算连续抓那个人十次，也丝毫不会改变他的行为。通过支持他、与他建立联系，我能够让他的行为发生长期而持久的改变，”他说。
“我真不敢相信那家伙现在这么出色。我都叫不动他下班。看到这样的变化真不可思议。你开始关心他们，他们也开始关心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