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农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始终推动着扩散与集中的对立力量。随着旧有权力和特权逐渐消退，扩散随之发生；而随着掌握新能力者的权力和影响范围不断扩大，集中也随之形成。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方面也不会例外。
如今，经济各个层面扩散与集中的张力都在加剧。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贸易增速是GDP的两倍，使数亿人摆脱贫困。得益于资本和知识的全球化，各国得以将资源转向生产率更高、薪酬更高的行业。这一切都推动了市场力量的扩散。
但这种扩散伴随着同样显著的集中。在行业层面，少数几个关键行业——尤其是金融业和信息技术业——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利润份额。例如，在美国，金融业仅占就业人数的4%，却贡献了企业利润的25%以上。而美国利润率达到或超过25%的企业中，有一半是科技公司。
组织层面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美国盈利能力最强的10%的企业，其盈利能力是平均企业的八倍。20世纪90年代，这一倍数仅为三。
这种集中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经济不平等的加剧。麻省理工学院的Cesar Hidalgo及其同事的研究显示，近几十年来，行业集中度下降的国家（如韩国），收入不平等有所缓解；行业集中度上升的国家（如挪威），不平等则有所加剧。
组织层面也能看到类似趋势。一项由Erling Bath、Alex Bryson、James Davis和Richard Freeman开展的近期研究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个人薪酬差异的扩大与公司之间的薪酬差异有关，而非公司内部的差异。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Nicholas Bloom和David Price证实了这一发现，并指出，美国收入不平等几乎全部加剧，根源都在于企业支付的平均工资差距不断扩大。
这些结果不仅源于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变化，也源于人们应对这些变化时所作的决策。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新自由主义兴起，决策者不再那么担忧大型企业将利润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转而担心政府保护缺乏竞争力的企业。
基于这一考虑，决策者开始废除大萧条后实施的经济规则和监管措施，并鼓励纵向和横向并购。这些决策在推动新一轮全球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增长和财富越来越多地在国家之间扩散，但也为收入和财富在各国内部集中埋下了伏笔。
不断发展的“平台经济”就是一个例子。在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正大力推动农村地区与国内外市场接轨，其中包括其消费者对消费者平台淘宝。这项努力带来了显著的扩散效应：中国1000多个农村社区——所谓的“淘宝村”——如今有超过10%的人口靠在淘宝上销售商品谋生。但阿里巴巴在帮助构建一个由数百万家小型跨国企业组成的包容性经济的同时，也在扩大自身的市场力量。
决策者如今需要采取新方法，遏制过度集中。过度集中或许能带来效率提升，但也会让企业囤积利润、减少投资。当然，约瑟夫·熊彼特曾著名地指出，人们不必过于担忧垄断租金，因为竞争很快就会抹去这种优势。但近几十年来的企业表现却描绘出另一番景象：2003年回报率达到或超过25%的企业中，80%在十年后仍维持这一水平。（20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约为50%。）
首先，为应对这种集中，决策者应实施更完善的竞争法，不仅关注市场份额或定价权，也要关注各种攫取租金的方式，包括允许既有企业从旧有发现中获利的版权和专利规则，以及对网络中心性的滥用。问题不在于“大到什么程度才算过大”，而在于如何区分“良性”与“恶性”的规模优势。答案取决于企业在价值获取与价值创造之间如何权衡。
此外，决策者需要为初创企业扩大规模创造更便利的条件。充满活力的创业生态系统仍是遏制攫取租金最有效的解药。例如，数字账本技术有望比强硬的政策干预更有效地遏制大型寡头企业的力量。然而，各经济体不能只依赖市场来推动资本主义迫切需要的“新陈代谢”。事实上，即便决策者口头上支持创业，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初创企业数量仍在下降。
最后，决策者必须超越新自由主义的自负观念，即努力工作、遵守规则的人就会获得成功。毕竟，这种观点的另一面——其根基是对市场均等化效应的基本信念——正是迈克尔·桑德尔所说的“精英主义傲慢”：一种错误观念，认为成功（和失败）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这意味着，尽管教育和技能培训投资必不可少，但它们不足以减少不平等。我们还需要直面结构性偏见的政策，从最低工资到可能实施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都是如此。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走到临界点，传统的左右政治分野正被另一种分歧取代：一方寻求不那么倾向于极端集中的增长模式，另一方则希望通过关闭开放市场和社会来终结集中。双方都在挑战旧有正统观念；但一方试图从新自由主义中去掉“新”，另一方则要彻底瓦解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时代已成过去。现在是定义未来走向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