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经济不平等正在加剧。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日益集中。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平均收入超过其余人群的九倍，而在澳大利亚，这一比例接近五倍。
同样众所周知，经济不平等加剧与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弊病相关。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往往有更差的健康状况、更多的肥胖、更多的暴力犯罪、更多的政治动荡以及更多的体制腐败。
心理影响
鲜为人知的是，经济不平等也会产生心理影响。例如，有证据表明，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往往较低，抑郁症发生率则较高。这些及其他对个人产生的心理影响，或有助于解释不平等带来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影响。
一篇重要的新综述文章有力论证了两种现象尤其具有解释作用。尼古拉斯·巴特里克和大石繁宏认为，经济不平等会滋生不信任和地位竞争，这些现象会进一步影响不平等程度较高社会中的健康与福祉。
不信任
巴特里克和大石表明，不平等与普遍的不信任他人有关。看到巨大经济差距的人往往认为经济体系不公平，认为他人是通过可疑手段谋取自身利益。
不平等社会中严重的阶级隔离会加剧这种不信任，减少人们走出自身社会经济圈子进行交往的机会。不信任与彼此陌生相结合，会削弱社会凝聚力，并使人们觉得社会经济鸿沟根深蒂固、不可避免。
不信任会损害社会联系与文明交往。对美国各州进行比较的研究发现，不平等程度较高州的居民参与社交团体的可能性较低；据澳大利亚研究，这种疏离与较差的健康结果有关。这些州的富裕居民也较少捐款行善。
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美国各州居民，甚至在性格以及参与不道德行为的意愿方面也有所不同。一项研究发现，他们的宜人性得分相对较低——宜人性这一特质包括友善、合作的倾向。
另一项研究发现，这些州的居民更可能在谷歌上搜索学术作弊辅助工具。
经济不平等社会中的信任减弱可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在33个国家的样本中，普遍信任度较低可以部分解释不平等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即便在统计分析中控制公共卫生支出，这种关系依然存在。信任减弱也可以部分解释这些国家不平等与凶杀率之间的关联。
简言之，一个人们彼此不信任的社会，面临健康状况不佳和暴力犯罪的风险。这类社会往往存在相对巨大的经济差距。
地位竞争
巴特里克和大石认为，不信任只是解释不平等不利社会影响的心理机制之一，另一种机制是地位竞争。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更在意自己在地位等级中的位置。
地位焦虑可能表现为害怕失去经济地位，或担忧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地位。这种担忧可能表现为消费主义。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美国各州居民会更多搜索彰显高地位的消费品，例如奢侈品牌。
这种热衷于展示高地位的心理甚至可能影响人们的自我认知。在一项研究中，由我的研究团队开展的研究发现，来自经济不平等程度较高国家的人最可能认为，自己在令人向往的特质方面高于平均水平。这种“自我提升”是自恋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果还是结果？
关于不平等的研究描绘了其心理影响的严峻图景。然而，收入或财富分配不均是否会导致这些影响？也许不平等、不信任、地位焦虑、健康状况不佳和社会疏离，都只是经济体系深层弊病的表征。
这种替代解释并非全无道理，但显然也不是全部事实。纵向研究和实验研究能够证明不平等与其所谓影响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例如，近期一项研究在一项覆盖德国人的大型代表性调查中，追踪了1984年至2012年间全国收入不平等与生活满意度的变化。在不平等程度相对较高的年份，生活满意度往往较低。这种关联完全可以用不平等程度较高年份中更严重的经济忧虑来解释。
实验也表明，不平等会造成不良影响。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进行了一场公共物品博弈，可以为邻居作出互惠互利的贡献，也可以搭便车。随后，他们可以决定维持还是切断与这些邻居的联系。
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不同条件下开始游戏：平等、中度不平等或高度不平等。研究发现，当财富不平等显而易见时，更高的不平等程度会带来不利后果。
在这些条件下，富裕参与者较少向较贫困的参与者作出贡献，并以自利的方式行事，以保住自己的财富。总体而言，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减少，社会联系网络变得稀疏，创造财富的机会也随之错失。
这些发现表明，经济不平等会带来切实的心理和社会后果。若要充分理解不平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了解它如何影响思想和行为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