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美僵局根源于“超全球化”，在这一体系下，各国必须向外国企业开放经济，而不顾其增长战略或社会模式所受的后果。但是，一个无法容纳世界最大贸易经济体的全球贸易体制，亟需修复。
世界经济迫切需要一项中美之间“和平共处”的计划。双方都需要接受对方以其自身方式发展的权利。美国不得试图按照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象重塑中国经济，而中国必须认识到美国对就业和技术外流的关切，并接受由这些关切所隐含的、对进入美国市场的偶尔限制。
“和平共处”一词让人想起美苏之间的冷战。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永恒冲突的共产主义教条已经过时。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短期内不会成熟到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程度，它们也不太可能推翻苏联集团中的共产主义政权。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政权必须并肩共存。
冷战期间的和平共处或许看上去并不美好：摩擦不断，双方都在全球影响力的争夺中支持各自的代理人。但它成功地防止了两个武装到牙齿、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同样，和平的经济共存在于中美之间，是防止两大经济巨头之间代价高昂的贸易战的唯一途径。
今天中美之间的僵局，根源在于我所称之为的“超全球化”，据此，各国必须最大限度地向外国企业开放其经济，而不顾其增长战略或社会模式将承受的后果。这要求各国经济模式——即规范市场的国内规则——大幅趋同。若缺乏此种趋同，国家监管和标准便会显得阻碍市场准入。在贸易经济学家和律师的用语中，它们被视为“非关税贸易壁垒”。
因此，美国对中国的主要不满在于，中国的产业政策使美国企业难以在华开展业务。信贷补贴使国有企业得以维持运营并导致产能过剩。知识产权规则使版权和专利更容易被推翻，新技术更容易被竞争对手复制。技术转让要求迫使外国投资者与国内企业组建合资企业。限制性监管规定阻止美国金融机构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据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准备兑现其威胁，若中国在这些问题上不满足美国的要求，便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加征额外的惩罚性关税。
就中国而言，对于其出口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剧烈动荡，或其部分企业窃取技术机密等论点，中国几乎没有耐心。中国希望美国继续对中国的出口和投资保持开放。然而，中国自身对世界贸易的开放是经过精心管理并分步推进的，以避免对就业和技术进步造成不利影响。
和平共处要求中美两国相互给予更大的政策空间，使国际经济一体化让位于两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国内经济和社会目标。中国将可自由实施其产业政策和金融监管，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美国将可自由保护其劳动力市场免受社会倾销，并对可能威胁技术或国家安全目标的中国投资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有人反对此类做法会打开保护主义的闸门、导致世界贸易陷入停滞，这一反对意见源于对开放贸易政策之驱动因素的误解。正如比较优势原理所示，各国开展贸易是因为这符合其自身利益。当一国实施限制贸易的政策时，要么是因为其在别处获得了补偿性收益，要么是因为国内政治失灵（例如，无法对受损者进行补偿）。
在第一种情况下，更自由的贸易并无必要，因为它会使社会状况变得更糟。在第二种情况下，更自由的贸易或许有其必要，但前提是政治失灵得到解决（并提供了补偿）。国际协定和贸易伙伴无法可靠地区分这两种情况。即便能够区分，也不清楚它们能否提供充分的补救措施（以上述例子而言，即实现补偿），或避免额外的政治问题（例如被大型银行或跨国企业等其他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获）。
以此视角审视中国。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在其转型为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若果真如此，抑制此类做法既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世界经济的利益。另一种可能是，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这些政策总体上在经济上是有害的。然而，即便如此，成本的大部分也由中国人自己承担。无论如何，授权贸易谈判代表——以及潜藏于其背后的特殊利益集团——来解决经济政策中的根本性问题，都毫无意义，而即便在经济学家之间，对这些问题也几乎未达成共识。
那些担心保护主义滑坡的人，应当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期的经验中获得信心。在关贸总协定体制下，各国在追求自身经济战略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贸易规则既较为薄弱，涵盖范围也较为有限。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五年间，世界贸易（相对于全球产出）的扩张速度比1990年后超全球化体制下更快。同样，可以令人信服地论证：得益于其非正统的增长政策，如今中国对外国出口商和投资者而言是一个比其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时更大的市场。
最后，有人可能会说，这些考量无关紧要，因为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必须遵守其规则。然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提是，中国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西式市场经济体。事实并非如此，也没有充分理由预期其将会如此（或者应当如此）。错误不能通过叠加更多错误来纠正。无法容纳世界最大贸易经济体——中国——的全球贸易体制，亟待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