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晴朗的日子最适合检查屋顶是否漏水。对经济政策制定者而言，所谓的“晴朗日子”已经到来：专家预测经济将强劲增长，此刻正是检查我们是否为下一次衰退做好准备的最佳时机。
尤其对美国而言，答案是斩钉截铁的否定。政策制定者通常会通过降息、减税，以及增加对失业者和其他经济衰退受害者的转移支付来应对衰退。但由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种种原因，美国尤其缺乏按常规方式应对衰退的准备。
最明显的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目前仍仅为1.25%-1.5%。如果衰退不会迫在眉睫，美联储或许能在年底前成功加息三次，将利率提高至约2%。但在政策利率再次降至零之前，这仍意味着一旦衰退趋势显现，货币宽松的空间十分有限。
在过去三次衰退中，美联储累计降息幅度接近整整五个百分点。这一次，由于复苏缓慢，只能逐步实现利率正常化；而且总体而言，利率似乎也存在持续走低的趋势，美联储缺乏应对空间。
原则上，美联储可以再启动一轮量化宽松。此外，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的美联储理事人选中，至少有一人提出过负利率的设想。尽管如此，由三名特朗普任命的成员组成的现届美联储理事会，可能不会像上一届那样积极行动、富于创新。美国国会也必然会强烈批评美联储进一步扩大资产负债表。
财政政策显然是另一种选择，但国会偏偏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减税，导致需要刺激经济时已没有空间。联邦债务再增加1.5万亿美元，将使人们有理由不愿通过进一步减税来应对经济下行。正如我在伯克利的同事克里斯蒂娜·罗默和戴维·罗默已经指出的，当一国公共债务已经很高时，财政政策对抗衰退的效果会较差，也较不可能被采用。
国会共和党人很可能不会在下一次经济下行时刺激经济，反而会采取适得其反的做法。随着收入减少、赤字进一步加速扩大，他们将坚持削减支出，以使债务走势回到此前的轨道。
国会共和党人最可能首先对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下手，该计划为低收入家庭提供食品。SNAP已经成为他们的目标。随后，他们会着手削减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和社会保障。削减支出的负担将落在那些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消费者身上，他们会一分一分地削减自己的支出，从而削弱总需求。
至于州政府，由于新的州和地方税扣除额限制迫使它们压缩预算，很可能会进一步缩短失业救济的期限，并减少本州提供的食品和营养援助。
全球形势也不会有利于美国。从欧洲到日本，外国央行同样几乎没有降息空间。即使德国终于组建新政府，政策制定者仍会表现出他们一贯不愿动用财政政策的态度。如果德国不利用其财政空间，欧元区其他成员国也就几乎没有余地这样做。
不仅如此，特朗普“美国优先”议程将昔日盟友描绘成敌人，摧毁了曾帮助遏制2008-2009年经济收缩的那种国际合作空间。只有相信美国政府的判断和意图，其他国家才会与其合作应对下一次衰退。而美国最缺乏的，或许正是信任。
2008-2009年，美联储向外国央行提供美元互换额度，却因此遭到国会议员抨击，被指“白白送出”美国人辛苦赚来的钱。随后，在2009年初于伦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政府承诺与其他政府协调财政刺激措施。如今，近十年过去了，很难想象特朗普政府会出席类似的会议。
经济扩张持续的时间并不能可靠地预测下一次经济下行何时到来。而衰退的深度和形态将取决于引发它的事件，这同样难以预料。不过，我们唯一确定的是，经济扩张不会永远持续。风暴终将来临；届时，我们将毫无准备，难以抵挡洪流。
